本報評論員 張天蔚

反腐是眾望所歸，看到曾經在臺上道貌岸然的“好同志”被揭去畫皮，淪為受到法律懲處的“階下囚”，也恰恰是人民群眾最開心的時刻。要改變的不是“好同志”和“階下囚”的兩分法，而是從“好同志”到“階下囚”之間不加設防的空白地帶，實質上也就是從風暴式反腐到常態化防腐的制度建設。

近日，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福建調研時強調，必須改變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的狀況。

既然是“必須改變”，也就意味著“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的斷崖式的兩分法，恰恰就是現狀。回顧無數次的反腐風暴，也確實可以印證上述的判斷。某位官員一旦從主席臺上消失，接下去的再次亮相，往往就是落馬、雙規、受審的報道。于是，臺上臺下、馬上馬下，形成了“好同志”與“階下囚”兩個截然對立的群體。如果說這兩個群體還有著某種交集的話，那就是臺下、馬下的所有“階下囚”，都曾經是臺上、馬上的“好同志”。

反腐是眾望所歸，看到曾經在臺上道貌岸然的“好同志”被揭去畫皮，淪為受到法律懲處的“階下囚”，也恰恰是人民群眾最開心的時刻。那么，王岐山所指“必須改變”的究竟是什么?是要弱化甚至停止把腐敗分子變成“階下囚”的反腐斗爭?還是未來的反腐斗爭可能網開一面，讓部分腐敗分子繼續留在干部隊伍中，而不淪為“階下囚”?

按照十八大以來雷霆萬鈞的反腐之勢，新一屆黨中央顯然已經將腐敗視為威脅國家未來的心腹之患，因此痛下反腐之決心。沿此邏輯，反腐斗爭既不可能弱化，更不可能停止，于是以上的猜測顯然都不太成立。

那么，“必須改變”的究竟是什么?在要么“好同志”、要么“階下囚”的兩分法之外，黨員干部還能以怎樣的身份、狀態從事工作?在“好同志”落馬淪為“階下囚”之前，還可能得到哪些批評、警醒、拯救?

對上述問題，王岐山在其調研講話中都給出了相應的答案。按照王岐山所言，從嚴治黨包括但絕不僅限于反腐敗，而是要落實執行好“四種形態”，即“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做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也就是說，想要建設、保有一支廉潔、高效、可靠的干部隊伍，就必須保證大多數干部是“好同志”，而淪為階下囚的腐化墮落分子，只能是干部隊伍中的極少數。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將反腐、防腐措施前置，以批評和自我批評、輕處分和組織處理、重處分和重大職務調整等配套措施，構成從輕到重、從常態預防到非常態懲處的層層設防，以保證黨員干部的每一步發展都受到嚴格監督，時刻受到制約、規勸，以使其盡可能沿著正確軌道前行而輕易不能出軌。反之，如果某位“好同志”從最初的蛻變就無人干涉，到最終蛻化成一只有毒的彩蝶時，卻再也逃不脫被撲殺的命運。

事實上，以往反腐斗爭的最大教訓和反腐風暴留給人們的最大困惑就是，大批老虎、蒼蠅淪為階下囚固然大快人心，但腐敗官員如此前腐后繼、層出不窮，普通百姓振奮之余卻也不免冷汗淋漓：一個干部從科級、處級，成長到地級、省級、部級，其高昂培養成本皆出自納稅人血汗，到頭來卻作為“大老虎”而淪為階下囚;查他、審他、判他、關他，又要花費巨額費用，仍然出自納稅人血汗。納稅人耗去雙份血汗，卻只得到一點看貪官落馬的痛快，其成本委實太過高昂了一點。何況每一位貪官的“成長”足跡之下，往往都是對百姓的摧折和踐踏，即使關他一生，也無法補償百姓損失之一二。

因此，要改變的不是“好同志”和“階下囚”的兩分法，而是從“好同志”到“階下囚”之間不加設防的空白地帶，實質上也就是從風暴式反腐到常態化防腐的制度建設。如能實現，人民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