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平安夜，寒冷與霧霾一起籠罩北京城。南鑼鼓巷的北頭、鼓樓東大街111號的鐵門前，一群年輕人在等待進入。

在這扇鐵門內，另一群年輕人，正伴隨著樂隊的嘶吼聲進行枕頭大戰。一些人只穿著T恤卻滿頭大汗，頭發一縷一縷粘在臉上。

這里是MAO Livehouse，一種區別于酒吧的樂隊現場演出場地。8年前，它就扎根于此。在這8年中，MAO的門前從未亮過一盞燈，但它卻迎接了幾十萬人次。如今盤桓在榜單的搖滾樂隊，大多曾在這里演出過。

然而不久前，創始人李赤突然宣布，因為租金，MAO不得不考慮搬家。

此消息一出，不少樂迷的朋友圈被刷屏了，一邊回憶，一邊哀嘆“現實重重地給了我們一記悶棍”。有人甚至表示，這是文化邏輯敗給了商業邏輯。

這不是北京小眾文化的個別境遇。離MAO不遠的國內首家民營獨立劇場蓬蒿劇場同樣面臨關門危機。蓬蒿的鄰居中戲北劇場將改建為快捷酒店。在此之前，風入松、第三極、光合作用等曾風行一時的獨立書店已經一個個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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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扇鐵門光禿禿的，露出斑駁的銹跡和連接處的鉚釘，上面還殘存著油漆、刮痕以及液體自然滑落的痕跡。遠遠望去，很像是建筑工地的遺棄品。

鐵門后面，是另一個世界。在MAO能容納500人的長方形場地里，四周全是黑色，屋頂上只有4盞簡單的燈和4個在冬天也不停轉的風扇。前方的舞臺上擺著專業演出設備。

2005年，專業化的Livehouse出現在北京。這種與酒吧演唱完全不同的專業表演場所，立刻成為音樂愛好者競相追逐的對象。即使是樂隊，也愿意到這里大展身手。MAO開業的第一天，只有4位客人，僅過了3個月，演出就排滿了。

在《夜空中最亮的星》走紅之前，MAO是“逃跑計劃”樂隊經常出沒的地方。這首被歌手韓紅、張杰等翻唱過的歌，最早就是在Livehouse里唱響的。

那會兒，初出茅廬的“逃跑計劃”在表演時，常常是臺上5個人、臺下5個人。他們忙于在北京各大Livehouse“拋頭露面”，急切地想讓更多的人知道自己。

樂隊大紅大紫之前，在MAO收獲了第一批粉絲，盡管那時的聽眾可能只有個位數，但也會有鐵桿樂迷追隨“逃跑計劃”的每一場演出。一旦有粉絲缺席，樂手還會在博客里悵然若失：今天沒有看到熟悉的面孔。

這幾乎是所有新出頭的樂隊都會經歷的事情。

MAO曾經舉辦過一場頒獎，如今一些已經進入主流視野的樂隊名字，曾經出現在這張名單里。只是他們如今很少再回到這里了。

“Livehouse像一個原創音樂的孵化器，年輕的樂隊經過樂迷的口口相傳積累名氣，直到具有足夠的票房號召力，開始進駐千人以上的劇場，這意味著，這支樂隊具備了賺錢養活自己的能力。”曾經活躍在MAO的獨立樂隊經紀人老譚說。

于是，就在文化名片“南鑼鼓巷”周圍，西化的搖滾樂與中國古老的市井生活交織在一起，產生了一種獨特的鼓樓氣質。曾經有人說，如果北京五道口范兒以爛醉如泥著稱，那么鼓樓范兒則以坐在馬路牙子上喝啤酒著稱。“在這兒經常偶遇自己喜歡的樂手，光著膀子擼串兒”。

“搖滾樂，是靠現場。現場燈光、聲壓級下，別人看你的演出會產生化學反應，你可能一輩子永遠忘不了某些演出。”李赤說。

就是在這個地方，蘇小安認識了很多朋友，也第一次聽到以前只在CD里聽過的原創搖滾樂。

第一次去MAO看演出時，大三學生蘇小安差點錯過大鐵門。留京工作后，這位姑娘曾經拿出3000元月薪的一半去看樂隊演出。幾乎每個周末，她都“流竄于北京各大Livehouse之間”。

多年以前，置身燥熱的Livehouse現場，少女蘇小安曾想，要是10年后，還能這么看演出該多好，“我沒想到，10年之后，我還在，可他們不演了”。

她時常想起在Livehouse認識的那些朋友，尤其是曾在北京奮斗過、但已經離開的人。“在北京的一個回憶就這么沒有了，他們會更不舒服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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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舊的鐵門常年關閉著。

在MAO沒有演出的下午，正對面的南鑼鼓巷里，大量的茶館空無一人，小貓來回跑，等待演出開始的樂迷在這里約上朋友聊會兒天、看個電影或是什么也不干。

隨著商業的開發，人流開始聚集，經常有人探進大鐵門，詢問這里是干嘛的。一看到黑漆漆的演出現場，游人大多“哎喲哎喲”，擺擺手走了。

雖然只隔了一個鐵門，MAO和南鑼鼓巷似乎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世界。它們有時擁有兩種不同的熱鬧，有時則是冰火兩重天。

城市感、工業感加上歐美風，讓舞臺上的樂手把手里耷拉的啤酒換成了朗姆酒。但鼓樓仍是他們生活的中心，因為靠近心中的搖滾圣地，從全國各地來北京尋夢的青年把出租房選擇在小胡同里，找一份與音樂有關的工作。

也有一些人住在較遠的通州區，晚上演出結束，最終拿到手的錢常常不夠打車回家。于是MAO附近交道口路口東北角的麥當勞成為一個據點。晚歸的樂手點一杯咖啡，續杯到天明。也有人點一份炸雞，自帶白酒開始喝。

他們懷念、期許著搖滾樂的輝煌。

1986年世界和平年，北京工人體育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伙子崔健，挽著褲腿，唱了一首《一無所有》，從此開啟中國搖滾的新紀元。

在臺灣學者編寫的臺灣流行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一百張專輯一書中，排名第一的是《一無所有》，足見崔健曾對海外的華人聽眾產生過的震撼。之后，不少海外公司于1988年前后來到北京，開始在北京第一代搖滾樂手中積極挖寶。有人在日記里激動地寫下：我們在這個行業里的最終夢想將要在這里實現。

每一個樂手都默默地把琴擦得锃亮，等待著自己一生命運的轉機。正如這些年在Livehouse演出的樂隊一樣。

一些人也見證了Livehouse的輝煌。李赤也堅信，Livehouse能創造出輝煌，“是青年文化發展的方向”。

1966年出生的李赤，經歷過搖滾樂輝煌的上世紀，一直想做一些跟搖滾有關的事情。1990年代，他賣過打口碟，還想過開一家“人民迪廳”。后來日本朋友找他合作引進Livehouse，他一下子動心了，拿出極大的熱情創辦了MAO。

創辦之初，李赤相中了南鑼鼓巷，他希望，在這個富有北京傳統文化的地方，闖出一番天地。當時，租金也不高，在他能承受的范圍之內。然而，隨著南鑼鼓巷的文化開發，房租成為李赤面對的頭等大事。

“我不能說我不看重盈利，但我以藝術性為先。這是夢想的基地，是最接近年輕藝術家的平臺，并不是一個賺錢的行當。”李赤說。

然而多年后，錢，終于成為壓倒他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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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尾巴，南鑼鼓巷更加熱鬧。全國各地的游客聚在這兒，構成堪比故宮的人流日均量。

在這條巷子的北頭，MAO的鐵門依舊緊閉著。鐵門當初的寓意是像鋼鐵一樣。“搖滾的性格得有這倆字：堅強”。李赤說。

兩個月前，他決心拆掉這個標志性鋼板外立面裝飾，以及那扇非常難打開且更換了10副鎖的大鐵門。

在房租日日逼高的形勢下，李赤的計劃是把Livehouse在白天利用起來，開飯店或是咖啡館，依附南鑼鼓巷的流量，“會有利潤空間”。

一家經營尚可的著名Livehouse老板曾打電話給李赤：“你別老把賣票當回事兒，你得賣酒啊。”據說那家店一天的酒水消費量相當于MAO一周的。

李赤制訂了改造計劃和新的運營方式，大鐵門會變成明亮的門窗，內部全部漆成黑色的裝潢可能也會換掉。但尚未來得及動工，又一個7位數的租金壓在了他的頭上。

他有時會感慨，生意做不過旁邊的包子鋪：“你覺得自己玩的東西是有精神價值、文化品位的東西，但你可能干不了最通俗的事情。”

“我曾經想過這個問題，越是純的Livehouse越不容易生存。”老譚說，一些更像酒吧的地方，經營成本低，不需要很好的設備、很大的場地，依賴酒水消費，生存的韌性要比MAO強。

在這個行當，也有人不為生計犯愁。一家樂隊的主唱，現在搖身一變，成為國內最大獨立音樂唱片公司的老板，剛剛拿下30億元的融資。其創辦的音樂節更是家喻戶曉。

在Livehouse的一場演出，樂隊可能只拿幾百元，而在音樂節上，一個有名氣的樂隊演出一場就是幾十萬元。這使得很少有大牌樂隊出名后再去Livehouse演出。

這也讓李赤感慨萬分。他計劃搬家后，把演出場地擴大，開拓互聯網售票、視頻現場直播、做更多的宣傳，等等。

很多時候，他陷入回憶之中。“我覺得MAO最舒服的時候是下午，房子里空無一人，一個個樂隊，拎著包走進，有的說‘老李’，有的叫‘李哥’。你感覺這個舞臺，他們用上了，當初也是為他們設計的”。

然而一切都無濟于事，搬家是一個緊迫的現實。

聽到MAO要搬家的消息，樂迷們在微博上發起#假如從鼓樓走不到MAO#的話題，下面有167條微博。新褲子樂隊彭磊說：“MAO是北京最好的Livehouse，如果沒有了，北京會越來越無趣。”

MAO的離開，對于一些人來說是“心跳隨著樂隊的好壞而起伏的日子，不會再有了”；對于一些人來說是“那片劃花了的墻上刻著我們的青春，可惜找不到了”；對于一些人來說，“感謝生命中有過搖滾樂，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

李赤并不關心這些。他最看重MAO的品牌有沒有黯淡。“我關心的是，當我的女兒長到十五六歲，拿起吉他開始搞樂隊的時候，還能不能看到這個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