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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調解：三姊妹每年各探望父親兩次，其中一次限定于春節期間，另一次限定于春節之外其他時間范圍;三姊妹每月至少打一次電話問候父親楊正元。女兒接受了“常回家看看”父親的調解意見。

父親重男輕女，不管家務，愛打人，到女兒工作單位鬧事，帶著錘子砸女兒家的門。雖然法院調解了，但“父親如果還是這樣的態度，即使他贏了官司，但已經永遠輸掉了親情。”

指的是基于父母的長輩地位，子女應該順從他們的心意、維護他們的權威，無條件地盡孝道

指父母和子女有強烈的情感依戀，在長期的生活中互相照顧、彼此互助

今年3月，即將40歲的楊青收到了人生中第一張法院傳票。她的親生父親楊正元將她、四姐楊柳和妹妹楊蘭告上法庭，訴請法院讓三姐妹“常回家看看”。

楊青承認，盡管是自己的親生父親，但自己和姐姐楊柳已10年沒回家看過父親，也沒打過一個電話。但她解釋，并非自己不孝敬父親，而是“有家難回”。

2016年春節，楊柳、楊青、楊蘭三姊妹和家人回到老家古藺，住在姐姐楊春家，初三給楊春慶了生，下午楊蘭離開古藺，其余姐妹也于初四離開。

姐妹們沒想到，這趟回鄉，竟然觸發了一場父女之間的官司。

“她們全部回了古藺，不僅沒來看我，連一個電話都沒有。”從鄰居處知道女兒們回過古藺后，父親楊正元非常憤怒，“她們只給生活費，10年來連一個電話都沒打過，更不說看望了!”楊正元公開表示，要起訴老四、老五、老六三個女兒。

三姐楊春一方面立即告知了三個妹妹，一方面力勸父親，但勸說并沒有效果。楊春又趕緊找到大姐楊佳和姐夫駱祥勸解，但父親仍然不聽。

今年3月底，這起父親狀告女兒要求“常回家看看”的案件在古藺縣人民法院開審，到場的只有法院法官、書記員、法警、楊正元和代理律師五個人，被告席和旁聽席均空無一人。“父親的脾氣暴躁，我們不敢來參加庭審。”老三楊春說。

案件最終以調解的方式結束。調解書稱，雙方當事人達成以下協議：楊柳、楊青、楊蘭三姊妹每年各探望父親兩次，其中一次限定于春節期間，另一次限定于春節之外其他時間范圍;三姊妹每月至少打一次電話問候父親楊正元。

7月20日，記者見到了69歲的楊正元。他頭發花白，精神狀況不錯。

楊正元介紹，上世紀90年代，自己在古藺縣德耀鎮開了兩個林場，1800多畝土地上全部種了板栗苗。但正在掛果時，板栗染上了栗枯病，2004年全部砍掉。楊正元稱，之后自己走上了同板栗苗銷售方的訴訟道路，前后花了12年。楊正元說，打官司的錢都是四處借來的，打官司期間，除開大女兒外，其他幾個女兒不支持我，連電話都沒有打一個。

說起老伴和自己分居，楊正元認為這是女兒們為了讓老伴幫忙照顧孩子，結果老伴一去不回，兩人被人為地分開，“我和老伴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女兒們的自私造成了我們分居10年。”

楊正元說，自己確實想要一個兒子，但并沒有遺棄女兒們，供養她們吃飯、穿衣和上學，還讀了這么多書。他否認家庭暴力，女兒提供的2008年拍攝的母親受傷的照片，是偽證。他承認確實到女兒單位去鬧過，也拿錘子砸過門，但起因是她們不給錢。對于見證者的說法，他認為趙廷柱和女兒是一伙的，是作偽證。

“因為父親脾氣不好，就不要父親了?”楊正元說，如果女兒繼續不來看望或不打電話關心自己，他將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我是父親，難道讓我跟她們低頭?天下沒有這樣的道理。除非她們主動來道歉，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庭審之后，楊青告訴成都商報記者：自己和另外兩個姐妹并非不愿意回家，只是因為與父親多年來的隔閡難以修復。

楊青是古藺人，生于1976年的她在家里排行老五，上面幾個全是姐姐，下面還有一個小幺妹。

楊青67歲的母親肖璐介紹，丈夫原本在古藺縣白沙糧站工作，后來辭掉了工作。自己1968年11月同楊正元結婚，1969年生下大女兒楊佳。到1983年，肖璐生下最后一胎，除開夭折的老二，他們的5個孩子都是女兒。

在楊青看來，父親楊正元有很強的重男輕女思想，母親之所以14年一直陸續生孩子，原因就是父親想要一個兒子。對此，楊正元也承認，自己確實是想要生一個兒子，“那個時代很多人都是這樣的觀點”。

連續生了6個女兒(1人夭折)，也并未讓楊正元放棄有一個兒子的愿望。肖璐稱，1987年，楊正元外出時撿回了一個10來歲的男孩，曾在家里生活了三個月，后來因為被朋友勸說才讓他離開了。

辭職后，楊正元一直沒有工作，養了10多桶蜜蜂謀生。隨著孩子們逐漸長大，家里的花銷越來越大，肖璐開始加工掛面供養孩子們讀書。對于丈夫對家庭的付出，肖璐有些微詞：“他(丈夫)很喜歡打牌，賣蜂蜜賺的錢拿回家很少。”肖璐說，大女兒楊佳初中畢業后，就跟著母親做手工面賺錢，后來又在父親的酒廠里上班，掙來的錢都用來供養妹妹們，“幾姊妹就老大讀的書最少”。

“父親脾氣不太好。”老三楊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母親和姐姐在做手工面，父親回來將電表和電機卸了，母親四處找人才修好。

楊青至今記得，小時候報名有三天時間，“第一天回來不敢要學費，第二天也不敢，第三天沒辦法了才問家里要錢”。楊青找爸爸，得到的回答總是：“沒錢，找你媽!”

楊青的第一份工作在瀘州某大型酒店，還成為了酒店的管理層，后來通過自考考進政府機關工作。楊青說，小妹楊蘭在古藺讀完初二便被自己接到瀘州，之后，小妹從讀高中到考大學，以及讀完大學后讀研究生，費用一直是楊青和其他姐妹承擔，“包括小妹到攀枝花工作，結婚生子基本也是姐妹幾個在張羅”。

對于女兒們所說，楊正元否認。他稱，上世紀80年代，自己和人合伙開了一家酒廠，賺的錢都用來貼補了家用。上世紀90年代，楊正元在古藺縣德耀鎮兩個村物色了1800多畝地，開辦林場種板栗，當時得到的扶貧款也用來補貼了家用。

“老四(楊柳)考上大學，家里沒錢，我找到銀行行長借了10000元出來供她上學。”楊正元說，女兒們所稱自己對家庭貢獻小，他對此也承認，但他認為自己并沒有遺棄她們，“也不是沒管她們”。

四女兒楊柳大學畢業后，考到了古藺縣箭竹鄉機關工作。楊柳稱，2005年6月一天，楊正元突然來到楊柳的辦公室，向她索要贍養費用，“實際上是找我要錢去打他(楊正元)林場的官司”。為了證明自己并不是沒有贍養父親，當著辦公室其他人的面，楊柳從抽屜里拿出一疊銀行打款憑條。“他感覺被我拆穿了，抓住我的頭發按在辦公桌上打。”楊柳回憶，同事都嚇得不敢上前勸。

成都商報記者隨后輾轉找到了箭竹鄉原人大主席，現已退休的趙廷柱。他表示確有此事，“父親跑到女兒單位上來打人，確實有點過分。”

此事發生半年后，楊柳離開箭竹鄉到鹽源縣工作，一直至今。“離開瀘州，完全就是因為父親的原因，被逼無奈”。

楊青說，父親到她單位鬧的次數更多。“懷起娃娃幾個月時，他跑到單位上來鬧，扯著我的頭發打。”父親除了鬧到單位，還要去家里鬧。有一次，她在瀘州市龍馬潭區的家中休息，父親帶著一把錘子來砸門。“貓眼被打壞了，我在屋里嚇得不得了，就報了警。”楊青稱，紅星派出所的民警到來后，楊正元才離開，錘子也被沒收了。對此，楊正元證實，確有此事，起因是為了要贍養費。楊青則表示，并沒有欠贍養費，父親是個不講理的人，只要不順意就會采取極端方式。

楊柳、楊青和楊蘭三姊妹表示，因為懼怕父親的暴脾氣，她們從來不敢單獨去看父親，在古藺當護士的老三楊春雖然敢單獨去見父親，但只要發現他有生氣的跡象，就會趕緊離開。

老伴肖璐則稱，之前和丈夫楊正元住在一起時，也經常遭他打罵。10年前，便和他分開了，同幾個女兒一起生活，至今也不敢去看他。

“他是父親，我的生命是他給的，永遠欠他的，這個道理我懂。”但父親的行為，讓楊青困惑。“百善孝為先，但父親有時候逼得我很難受，要是我命都沒了如何盡孝?”楊青說，自己并非不孝之女，父親的生活費、醫藥費絕不拖欠。但是要求自己回家探望，或者像什么也沒發生過一樣去和父親笑談天倫之樂，自己確實很難做到，“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傷害，親情已經太淡太淡了。”

談到官司，楊青說，她們接受法院的調解，但“父親如果還是這樣的態度，即使他贏了官司，但已經永遠輸掉了親情。”

對此，家事法律專家、天津師范大學副教授王向賢告訴成都商報記者，從《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角度看，女兒們的行為不符合法律規定，但從《反家庭暴力法》的角度看，女兒們的行為符合反家暴精神。反家暴法有規定，受暴者在受到施暴者騷擾的情況下，可以根據“限制接近”的有關規定，主動回避施暴者。

王向賢指出，目前關于孝道問題，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權威性孝道，無條件順從父母;一種是平等性孝道，父母和子女互相照顧、彼此互助。在現代社會，有不少觀點對權威性孝道存在質疑，傾向于能接受平等性孝道。“每個公民都有被平等對待的權益，任何人不能侵犯他人，也不受他人侵犯。”

“《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更多考慮的是權威性孝道。”王向賢分析，這起案件中，三個女兒雖然被父親所生養，但父親并沒有很好地履行職責，首先違反了《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他違法在先，所以才造成了女兒們現在的行為，如果這個后果完全由女兒們承擔是不公正的。“只考慮權威性孝道，反而容易產生矛盾和沖突，比如會出現子女不愿意‘常回家看看’的情況發生。”

對于《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把養老規定為是家庭責任的問題，王向賢說，立法不考慮子女的負擔和壓力，直接將養老責任歸咎給子女是不公正的。比如這部法律規定的“子女應該經常回家看看，用人單位應當提供相應的福利待遇”等內容，非常不切合實際。“比如有單位規定探親假四年才有一次，這些規定跟法律的規定是不匹配甚至相沖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