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都快成快遞員了。”

在中秋節后的一次乘車過程中，這名姓徐的網絡約車司機在無意間向記者這樣說道。

在追問下，徐師傅道出了“來龍去脈”：“中秋節前一周左右，我接到一個很莫名其妙的單子，客人叫車后人不上車，只是放一些東西在我車上。之后，我按照指定地址把‘貨’送到即可。”

剛開始，徐師傅對于這樣的單子并未在意，但接到第四單相似模式的單子后，他似乎琢磨出一些門道來——這不會是節前送禮的吧?

得出這樣的判斷，徐師傅的依據是以下線索：

時間點——臨近節前頻繁相似模式的單子;

送貨地點——都是企事業單位等。

“來取東西的一般都是企事業單位里的小年輕。我曾經問過下訂單的人，能否送到大門口的傳達室，都被拒絕了，下訂單的人要求必須送到對方手上。”徐師傅還總結說，之所以選擇他們這類網絡約車送“貨”，“首先雙方都不用出現，其次我們這種網絡約車有預存款制度，也就是直接扣除賬戶里的錢。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這里的司機都是注冊并專職，一旦出現問題可以找到司機以及公司處理，所以安全可靠。”

截至中秋節前，徐師傅接到了此類訂單8起。記者采訪了與徐師傅同在一家公司的7位網絡約車司機，有4人接過此類“送貨單”。

早在今年中秋節前，相關部門已發現，“四風”問題在一些地方有所反彈回潮。針對“四風”問題更隱蔽且花樣翻新，紀檢監察部門也以“新辦法”應對，執紀更嚴，處分更重，保持反腐“高壓”態勢不放松。

記者調查發現，不少政府部門的傳達室，往年都是滿滿的禮品盒，今年禮盒數量大幅減少。然而，送禮方式也變得更加隱蔽，出現電子代金券等送禮新模式。有人認為，現階段“不請不送事難辦”的情況依然存在。

“開了10多年公司，今年中秋最省錢。”在北京經營一家貿易公司的張凱(化名)這樣對記者說，他給幾個常打交道的部門領導送了人參禮盒以及一些紅酒干果禮盒。10多份禮盒，共計2萬余元。

往年，單是一頓宴請，可能就要花掉張凱數萬元甚至十多萬元。近兩年，面對他的多次邀約，相關部門的領導都拒絕了。

“飯局黃了，還送禮嗎?怎么送?”張凱開始糾結，“每年都送，今年斷檔不合適，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關系必須維護。如果‘頂風送禮’,會不會反而‘弄巧成拙’?”

張凱縮減送禮名單，反復斟酌禮品：“月餅送不出手，購物卡、禮品卡太敏感，是中紀委的打擊對象……”最終，他選擇了人參禮盒。

不用參加一個又一個飯局，最近很清閑的張凱，反而開始不踏實了，開始考慮節后需不需要“補禮”?

“不送禮心里不安生啊。”張凱覺得，等管的不嚴的時候，該請的還是要請，該送值錢東西的還是得送，“中國畢竟是人情社會，禮尚往來總要通過送禮、飯局維系”。

取消了往年的中秋大禮“慣例”，在北京從事藥品銷售的小鄭心里同樣沒底，“如果節后其他同行送了大禮，我們肯定得跟上”。

與其糾結，一些送禮者則決定用快遞直接送禮。在北京市西城區企事業單位聚集的月壇附近，順豐快遞的張姓員工向記者表示，“最近工作量特別大，可能和我們的地理位置有關系”。

“如今，送禮更加隱蔽，更趨技術化。”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向記者表示，社會上有商家想盡辦法利用隱蔽的技術手段來送禮，通過利用技術手段、信息手段，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把禮送了，淡化了送禮的痕跡。

不僅如此，為了隱蔽，即使接受了宴請也要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境界。

“最近，我請領導吃飯，找的地方就很特別，要經過一段后廚，之后七拐八拐才能豁然開朗地發現宴請之地，不是自己人帶著進去，外人根本發現不了。”張凱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