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復雜，有一些發展前景很好的企業出現了暫時困難，給銀行業資產質量帶來壓力。10日，國務院發文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并出臺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提升企業持續健康發展能力。

哪些企業可以參與債轉股？如何確保債轉股不會成為一些人的“免費午餐”？這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

誰可以債轉股？誰上了“負面清單”？

債轉股能夠將企業需要付利息的債務融資變成無需支付利息的股權融資，降低企業杠桿率，好處顯而易見，但到底哪些企業能夠通過債轉股“輕裝上陣”，以避免被“僵尸企業”搭了便車？

10日國務院對外發布的《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特別提出了“三個鼓勵”和“四個禁止”。

意見提出，鼓勵面向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包括：因行業周期性波動導致困難但仍有望逆轉的企業；因高負債而財務負擔過重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成長型企業；高負債居于產能過剩行業前列的關鍵性企業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企業。

與此同時，意見提出，嚴禁扭虧無望、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尸企業”，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債權債務關系復雜且不明晰的企業，有可能助長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作為債轉股對象。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連維良表示，哪些企業可以債轉股，哪些企業不能，這是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文件既明確了正面清單，也明確了負面清單，這只是政策邊界，不是政府直接定企業，具體的債轉股企業還是由市場主體按照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和指導性原則，自主協商確定。

與上輪債轉股有何不同？會不會成為“免費午餐”？

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商業銀行有過一輪政策性債轉股，出現不少人把債轉股當成“免費午餐”的現象，不少人擔心此次債轉股會重蹈覆轍。

對此，連維良表示，市場化、法治化是這次債轉股的主要特點，也是與上次政策性債轉股最大的不同，在制度設計上已充分考慮到避免“免費午餐”的問題。

基于當時條件，上次債轉股的企業、債權以及實施機構主要是由政府確定，債轉股的資金籌集也由政府渠道籌集。但此次意見明確，銀行、企業和實施機構自主協商確定債權轉讓、轉股價格和條件，市場化籌集債轉股資金。

“債轉股由各相關市場主體自主決策，風險自擔，收益自享。如果形成損失，該誰負責誰負責，政府不兜底，債權人和投資者也不提供免費午餐，這個代價必須由原股東先擔責。”連維良說，債轉股過程中，要強化監管、強化信用約束、強化追責，依法依規打擊惡意逃廢債、欺詐串謀等違法違規行為。

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這次債轉股面臨的體制機制環境和法治條件等方面，與上一次債轉股都有了很大的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法律法規更加完備，所有制結構更加多元，市場主體法人治理結構更加健全，這為市場化、法治化實施債轉股創造了條件。

債轉股為了“甩包袱”？還是銀行轉型新契機？

當前，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連續攀升，截至6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14373億元。有人認為，現在推出債轉股主要是為了化解和轉移銀行的風險。

對此，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明確表示，今年二季度末，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只有1.75%，資本充足率達到13%以上，撥備覆蓋率達到176%，與上輪債轉股剝離銀行不良貸款的背景完全不同。我國銀行業是安全的、穩健的，本輪債轉股的債權范圍并非專門針對不良貸款，而是為有效降低企業債務水平和杠桿率，助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無論是貸款，還是由貸款轉換的股權，都是金融機構的資產，所對應的都是股東的錢、老百姓的錢，經營者都有責任保證它的安全，必須確保資產安全。”王兆星說。

建行首席經濟學家黃志凌認為，債轉股政策意圖不是幫助銀行化解不良貸款，但正確運用債轉股確實能夠幫助部分銀行改善資產質量，是當下銀行盤活存量資產、化解潛在不良貸款的“趁手”工具。大型商業銀行一直都希望扮演產能整合者的角色，發揮自身信息優勢、資金優勢、客戶優勢，成為資源整合的“技術專家”，市場化債轉股給銀行轉型提供了新機遇。

郭田勇認為，與傳統信貸業務比，市場化債轉股業務橫跨債權和股權。銀行及其所屬實施機構必須學會當好股東，積極參與企業管理，補好這些短板可促進銀行加快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