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侯方玉

近期公布的一連串美國經濟數據紛紛向好，令市場對美聯儲12月加息預期再起。短期看，美聯儲加息會推高美元指數走勢，令大宗商品價格承壓，風險資產尤其是權益類資產也會遭受一定沖擊，波動加大；但長期而言，美聯儲加息對全球經濟增長仍具備積極的推動作用。一方面，通過利率、匯率的傳導機制，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資產價格過高，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對全球經濟體而言，客觀上更形成倒逼機制，從而推動各主要國家深化結構性改革，提振市場信心，激發潛在積極增長因素，最終維持經濟可持續、穩定增長。

2008年以來的各類金融危機尤其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后，發達經濟體主要倚重于持續寬松貨幣政策，基礎利率不斷下行甚至為負，央行購買國債向市場持續投放流動性，這一措施短期內降低了社會融資成本，刺激總需求，但其背后的推動力是債務擴張，引發資產負債率上升；同時，容易助長道德風險，出現金融資源錯配問題，一些資產價格虛高。導致金融風險持續累積。無論是美聯儲本輪首次，還是在其后的11或12月再次加息與否，很大程度也是基于對金融風險控制的考慮。

對全球多數主要經濟體而言，結構性問題帶來的金融風險由來已久，不少國家早就注意到這一問題并啟動相關改革。

2011年歐洲債務危機嚴重時期，歐元區各國就財政政策如何改革開展了深入探討。核心國德國、法國與主要債務國包括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及愛爾蘭的政府債務削減措施達成了基本框架協議。在規定的期限，上述各債務國若能將政府債務規模降到基本要求內，核心國愿意提供財政幫助，歐洲央行提供再融資支持等條款。但隨著歐洲經濟略有好轉，希臘等國因財政整頓的深入，加劇了短期的經濟衰退，民眾反對意見上升，政權頻繁更迭。債務國的財政整頓措施暫被擱置，財政結構性改革問題未能達成長遠有效機制，尤其是核心國與邊緣國的稅收補助、財政性轉移支付，不同國家之間的生產效率差距的應對措施等問題，遠未觸及。經濟一旦下滑，仍主要倚重寬松貨幣政策。

預計美聯儲再次加息后，此類金融工具的效果將會更加打折扣。歐洲必然要尋求其他改革路徑，通過深層次的財政政策變革等結構性改革措施，以推動經濟回升。日本同樣也將面臨類似問題。

結構性改革內容多而復雜，但總體突出了財政政策作用。筆者認為，以下幾方面應是側重點。

一是通過財政擴張促進公共投資。公共投資具有正的外部性特征，通過財政刺激，在直接作用于公共投資拉動總需求的同時，還通過財政支出的乘數效應，帶動私人投資。

二是財政支出需要側重于公共資源的均衡布局，體現出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要素均衡流動。對公共財政理論有杰出貢獻的蒂伯特模型表明，若消費者可以充分自由流動，在收入相等條件下，人們更愿意遷往具有更完善、更優的公共產品的地區。實證研究發現，貨幣資本與人們的遷移選擇具有高度的相關性。這意味著，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利于引導要素的合理流動，在此基礎上實現區域經濟均衡增長。

三是稅率結構的調整。對低收入階層適當減稅，而對高收入人群適當增稅。不僅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高而更能拉動消費需求，而且有利于平衡貧富差距。但這一政策需要各國間的協同，否則增稅國容易出現資本流失。

四是降低技術創新型企業稅率等，鼓勵各類社會資本參與技術創新的風險投資，以促進技術創新。內生增長理論表明，從長時期看，拉動經濟增長的源泉還是技術創新等。

五是微調福利政策。降低福利支出的增速，減輕財政對福利支出的壓力，并就人口結構、人均壽命的變化相應微調公共政策，包括鼓勵女性就業，通過激勵相容機制，鼓勵自主彈性選擇退休年齡，既降低因人均壽命延長帶來的社會保障支出壓力，也充分開發了人力資本利用。

對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因美聯儲此前加息，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資本流出壓力，本幣貶值、外匯儲備明顯下降。若美聯儲再次加息，預計上述問題仍較突出。新興國家更加需要采取結構性改革措施，以提振投資者的信心，減少甚至避免資本外流。

印度是這一方面的成功例子，在莫迪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跨區域性統一的稅收政策與措施正在成型，大量的基礎設施等公共投資得以開展。境外投資者對印度經濟增長前景較樂觀，過去3年，流入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大幅增加，是新興國家中FDI流入增速最多的國家。印度官方表示，受益于FDI大幅流入、低利率和各項改革政策措施等因素，印度2016-17年經濟增速達8%附近，其中工業與服務業增速分別達到8.2%和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