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實體經濟走出去是未來的必然趨勢，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幣貨幣、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要一起走出去。

根據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內部的反饋意見，西方國家已經初步認可當前國際治理需要中國發揮領導作用，我們需要擔負起參與全球治理的使命，但是國外也承認建立國際領導力需要付出很多固定成本，實際上就是要付出更多的義務。

我國“一帶一路”倡議所建設的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正是固定成本付出的表現，而同時也將彌補現有金融市場缺陷，擴大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更加側重公平正義的國際金融新秩序的話語權，通過貨幣金融合作強化周邊國家的金融救助功能，緩解國際金融機構被少數發達國家控制、不能滿足廣大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中龐大的資金需求的矛盾。并且在貨幣合作方面，人民幣將在融資貸款、本幣互換、貿易結算、金融市場等領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開展貿易、投資、援助時將會更多地使用本幣作為結算貨幣，這樣不僅具有高效、安全、節約成本等優勢，同時也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擺脫發達國家“負外部性”貨幣政策的干擾和影響，降低匯率大幅波動所帶來的影響。“一帶一路”倡議通過組建多邊國際金融機構，推動國際多邊金融體系改革，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促進國際金融秩序更加公平和諧，關注發展中國家在國家治理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金融需求，對現有國際多邊金融機構改革形成倒逼，打破少數國際和金融寡頭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壟斷。

一帶一路國家貨幣金融合作——中亞地區

中亞地區是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地區，但是中亞地區與中國的貨幣金融合作水平還比較低，主要原因是中亞與俄羅斯的貨幣合作優先于我國，中亞五國貨幣管理以及金融法律都有國際條約優先的規定，遵從以俄羅斯法律為版本的獨聯體示范法。其中，吉爾吉斯斯坦貨幣管理最自由，其次是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最嚴格的是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

第一，哈薩克斯坦在許可制下可不受限制地辦理跨境貨幣交易，帶進帶出貨幣不受限制，但超過1萬美元須申報。直接投資實行登記制；開戶不受限制(包括本幣和外幣)，可自由跨境轉賬。塔吉克斯坦與哈薩克斯坦差別不大。吉爾吉斯斯坦最自由，但是信用體系并不健全。

第二，烏茲別克斯坦禁止非居民開設經營型賬戶，資本性業務管制較多，外幣運入運出方面法人限制多，自然人帶入帶出外幣規定不對稱。第三，土庫曼斯坦跨境貨幣交易實行限額管理，對國有法人實行強制結匯。非居民可不受限制地轉移資金。禁止法人不通過銀行運出運入本幣和外幣。法人只能在一家銀行開戶。

從官方來看，當前中亞國家政局基本穩定，并奉行平衡多邊的外交政策，中亞五國與中國、俄羅斯、美國等大國都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具備廣闊的合作空間。自2003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先后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央銀行簽署雙邊本幣結算協議。2014年來，中國與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達成共識，將進一步深化金融領域合作。目前中國與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達成合作尚存在困難。

從外部障礙來看，由于目前中亞五國經濟規模不大，美國并沒有對中亞和中國的貨幣金融合作形成障礙，這些年雖然中亞地區美元化程度很高，但是受俄羅斯制約無法順利建立美元區。由于俄羅斯盧布近期波動非常大，使其在該地區影響力有所削弱。中國可以把握這一契機，加大推行人民幣區域化的力度，從邊疆地區入手，中國政府包括新疆地方政府可以加強雙邊地區和國家的友好往來合作，進一步增加文化交流，促進中國與中亞五國的貨幣金融合作。

一帶一路國家貨幣金融合作——東亞地區

東亞地區相對來說愿意接受人民幣的程度較高，貨幣金融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礎和較大的空間。主要原因是東亞地區包括東盟和蒙古與中國的高貿易量驅動，貿易對貨幣的需求大，亞洲文化更為相近以及東亞釘住美元的處于波動狀態的匯率政策機制，這種機制使得東亞地區的匯率和金融市場容易受到投機行為的沖擊。在東亞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泰國等人民幣和美元同樣受歡迎，人民幣在貿易領域的跨境使用程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人民幣流動性供應、清算支付管道、外匯交易場所、投融資便利、風險管理平臺等諸多重要職能都取得明顯進展。

從官方來看，東亞國家在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合作意愿較強，雖然不同國家間存在明顯差異，但是整體來看是一帶一路周邊國家中發展較快的區域。例如在中國邊境廣西地區，馬來西亞國家已經與中國建立中-馬欽州產業園區和馬-中關丹產業園區，成為第一個國家級“兩國雙園”，在園區內將大力發展金融服務合作，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多金融機構。相比之下，越南距離廣西邊境更近，目前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程度大大提高，在東興口岸的互市邊貿區，東盟國家的貨幣可自由兌換，不過由于歷史戰爭和地緣政治關系的影響，中越貨幣金融合作水平還非常低，近幾年相互合作意愿有升溫跡象。

從外部障礙來看，由于美國重返亞太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戰略計劃，對東亞地區形成制衡，維護其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對中國產生了一些影響。中國政府更需要加快與東亞區域貿易和金融合作，在地方政府層面，中國廣西東興口岸已經和越南芒街擬建中越跨境合作區，在兩國封閉的區域自由往來可以作為應對TPP的一個渠道，越南已經是TPP成員國之一，而中國短期加入的可能性極小，建成兩國封閉運行的跨境區后可以把東莞的工廠引進東興來享受越南在TPP成員國的政策，抵消美國的制衡和影響。在貨幣金融合作層面，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貨幣互換步伐加快，對穩定地區貨幣制度、防范金融風險和減少危機擴散性起到了積極作用，中國政府可以考慮以雙邊貨幣互換為基礎，與東盟國家建立多邊交叉互換體系，并且需要進一步在擴大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同時設計人民幣回流機制。

一帶一路國家貨幣金融合作的未來趨勢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實體經濟走出去是未來的必然趨勢，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幣貨幣、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要一起走出去，面對各個國家巨大的差異和復雜的環境，實體經濟部門掌握的信息窄，相對而言只是這個產業部門的信息，而隨著銀行、金融機構走出去獲得信息將更加全面，因此雖然難度大，未來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強貨幣金融合作。

上世紀80年代，美國面臨歐洲和日本戰后重建崛起，在各自所在地區排擠美國勢力，甚至把觸角伸向拉丁美洲的局面，美國為了鞏固實力主要依靠的就是自貿區和美元化，1992年簽訂第一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并對拉美地區開設了“經濟美元化”的進程。中國政府可以借鑒其經驗在未來努力實現：一是在周邊地區國家經濟生活中廣泛使用人民幣，這一點在東亞很多國家已經實現；二是當地貨幣與人民幣采用固定比價，實行貨幣發行局制度，人民幣相比歐元和美元更加穩定，隨著貿易需求的增大，很多國家有這個需求和意愿；三是最高層次的“經濟人民幣化”，即人民幣作為當地的法定貨幣。

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國政府利用亞投行、絲路基金等作為“一帶一路”的投融資平臺，解決亞洲及周邊區域的資源錯配問題，在全球進行融投資，借助自己的平臺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將提高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