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間形成有效的對話，曾引起先哲們的廣泛思考。在趙汀陽看來，過去提出的“交往理性”模式，只能為人們解決思想上的分歧，卻無法化解心靈間的隔閡，“因為‘互相理解’不能保證‘一致同意’，兩者之間還缺少‘互相接受’的關鍵環節。”

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趙汀陽指出，不同文明之間應當同時互相改善，吸收不同文明最突出的優點，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文明之間的交流并非只是一種“加法”，而是充滿創造性的“乘法”。

與會專家學者注意到，在“乘法視角”里，文明的交流互鑒需要關鍵載體。對此，文化和旅游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從文化遺產角度分析稱，作為民族智慧的結晶、民族文化的見證，文化遺產具有直觀、形象、生動的特點，是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

事實如此。中國作為世界遺產大國，自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來，已有世界遺產56項，位列世界第二位。豐富獨特的文化遺產，共同構成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載體。

“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留下的大量珍貴文化遺產，已成為古代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記憶。”王旭東舉例稱，“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具有雙重價值。”

在“乘法視角”下，文明交流互鑒與現代化的關系，也成為與會專家學者關注的重點。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指出，早期現代化理論從歐洲中心主義立場理解傳統與現代的關系，由此產生了片面的現代化觀念，主張非西方國家要將自己的傳統文化拋棄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

陳來認為，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原創性理念、思想、戰略，都伴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倡導與傳承，并在這一進程中進一步塑造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文明內涵。

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看來，人們始終關切西方國家如何塑造近代以來的世界現代化格局，但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他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在塑造世界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從物質、制度、理念層面，都可以看到中華文明對世界現代化的貢獻。”鄭永年舉例指出，在經濟領域，中國道家的“無為”思想被法國重農主義學派表述為不干預和經濟自由，這對于西方現代經濟學具有深遠影響。在教育領域，中國儒家思想里的“有教無類”，則深刻影響西方近代以來逐漸發展出的大眾教育理念。

鄭永年進一步表示，只有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符合其自身文明、文化和國情時，才會成功，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現代化模式往往是失敗的，希望所有國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共同提倡文明的互學互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