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由于頭部主播李佳琪帶貨花西子眉筆“翻車”事件的影響，不少物美價廉的國貨品牌乘勢而為，得到了不少網友的關注和支持。

這波“商戰”的背后，其實反映了不少社會情緒方面的變化。

其中，79元一支的眉筆到底貴不貴，不僅直觀展示了年入億萬的頭部主播和普通網友消費者間的價值觀念上的“鴻溝”。

李佳琪的那一句反問，更加觸動了無數在高強度、快節奏的現代社會中拼命養家糊口的無數真實勞動者心頭的一塊焦慮：

如果我們連79元的眉筆都舍不得買，難道我們真的是窮人？我們難道真的是現代社會的最底層？

這層焦慮是無法回避的。

因為人類作為群居動物的本能之一，就是避免成為群體的最弱者。

就像羊群中最弱者的結果，一般都是成為狼嘴里的肉一樣，在千萬年的進化歷史中，人群中的最弱者，也往往會成為最先被“淘汰”掉的那部分。

進而，為了緩解這個焦慮，我們有必要思考一下貧困這個問題。

我思故我在，有思必有得。

第一個問題，我們怎么確定我們到底窮不窮？

首先，是絕對貧困的標準問題。

2021年，習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

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如果按照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我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

這個里面的幾個數據，需要拓展一下背景知識。

1.國際上，貧困有三個收入標準，即1.9美元/天（極低標準）、3.2美元/天（中標準）、5.5美元/天（高標準）。

2.貧困人口的收入標準是國際元（美元）相當各國貨幣購買力平價核算，而不是簡單按匯率計算。也就是說，算不算貧困人口，要看這個人每天的收入是否能夠買到在美國價值1.9美元的東西。

這個購買力平價的算法其實還算是比較合理的，否則在一些國家，特別是較為混亂和落后的國家，老百姓每天能有成百上千億本國貨幣的工資收入，即使算上官方匯率，賬面上也是很富有的，但拿去和物價一比較，事實上卻連一個面包都買不到。

而如果按世界銀行2011年測量的購買力平價，1美元相當3.506人民幣，1.9美元/天的貧困標準約相當于2431元人民幣/年。

如果按2017年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測量結果，1美元相當4.184人民幣，1.9美元/天的貧困標準約相當于2901.6元人民幣/年。

注意，這里的單位是人民幣/年。

意思就是，在2017年，在中國只要一個人的年收入達到了2902元，這個人在聯合國通用的標準下，就不能稱之為貧困人口了。

就算按照高標準的5.5美元/天的貧困標準，折合8399.38元人民幣/年，只要收入達到這個數字，就完全不能稱之為貧困人口了。

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從絕對貧困的角度來說，真的除了極特殊情況下的突然返貧外，絕大多數中國人肯定是已經不能算是貧困了。

但是，既然站在全世界的范圍內，我們都已經不是貧困了，那為什么我們卻依然還感覺到自己并不富裕呢？

很簡單，因為貧困也是種主觀體驗，也有相對性。

其次，相對貧困的標準問題。

雖然從相對公認和比較合理的絕對貧困標準上說，我們都不是貧困人口。

但是，貧困和因貧困而產生的負面體驗和情緒，還帶有很強的主觀性。

我們并不能從自己收入比非洲部落的一些人更高而感受到多少滿足感，相反卻會從自己收入比鄰居低一百而感覺不適。

能夠不以別人的理解和評價，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念，是需要莫大的修養和定力的。

孔子門下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也就只有顏回能夠讓孔子認可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同樣的收入，在不同的環境下，帶來的生活質量、產生的情緒效果，其實也是很不同的。

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如果沒有祖上留下的房產，別說年收入三千，就算月入三千，也別說生活質量了，真是可以說寸步難行。

但在四五線小縣城，或是更廣泛的鄉鎮、農村，或是網上著名的低物價的東三省，一年三幾千塊也可以有魚有肉、有滋有味的生活了。

即使是在同一個地方，同樣的收入，體驗感也會因人而異。

假如兩個人一個月都是收入三千塊，但一個人每月要還兩千房貸（或是花兩千治療慢性疾病），一個人卻沒有任何額外負擔，只用拿來消費。那這兩個人對于自身貧困程度的感受，很明顯也是天壤之別的。

如果只看個人的主觀體驗，那的確，很多人都會認為自己是“貧困”的。

特別是在現在朋友圈、微博、抖音等自媒體比較發達的今天，我們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交往圈里，別人有滋有味的生活，而與自己雞飛狗跳的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實，“相對貧困”的標準是什么呢？

大家都明白，這個相對貧困既然是主觀體驗，那么標準自然是沒有確定的金額的，但用這么一句話大概可以形容：

只要我能比我“朋友圈”里的人過的好那么一點點就行了。

如果明白這層心理，我們就會發現，“相對”貧困幾乎會必然永久存在。

因為，每個人都比身邊的人過的好一點，從邏輯上就是不可能的。

在現實中，更加不可能。

因為只要人的收入還存在差別，那就必然會有人比別人收入更低一些，進而，就會因為感覺自己生活不如別人而感到貧困。

并且，由于人交際圈子的有限性，以及羨慕強者的心理，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是只會和自己差不多或是比自己強一些的人打交道，比自己差太多的，一般不會進入自己的朋友圈子。

進而，人們在自己的交往圈子里感受到自己比人“差”一些就更加在所難免。

那么，難道“相對貧困”就只是一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嗎？

只要大家的收入都一模一樣了，那就不會有感覺自己比別人差了，那就不會再有“貧困”感了。

真的如此嗎？

其實也沒那么簡單，還是上面提到的例子，哪怕完全同樣的收入，作用在不同的人身上，產生的體驗感也是不同的。

一個喜歡吃米其林餐廳的人，和一個喜歡吃夜市路邊攤小吃的人，從同樣的收入中，得到的滿足感是不同的。

第二個問題，既然給人們帶來不舒適感的“相對貧困”必然會存在，那么我們拼命去消滅“絕對貧困”又有什么意義呢？

既然造成人們不良感受的“相對貧困”無法消除，把收入最低的那些人的年收入提高到區區3000元，真的有那么大的現實意義嗎？

其實真的有，而且意義非凡。

消除絕對貧困，其實正是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而且必然的一步。

曾經，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出現只占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卻“占有”了幾乎全部生產資料，而占據絕大多數人口的無產階級，卻“沒有生產資料，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受到資本家的阻礙，階級矛盾、階級斗爭也自然不可避免，而最終的結果則必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從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這種理論，不得不說，在一開始，的確是十分符合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的，資本家貪得無厭，工人無產階級被剝削壓榨到極限，階級矛盾十分尖銳。

但是，生命會自己尋找出路，資本家、資產階級也不會坐等滅亡。

隨著蘇聯十月革命，無產階級政權真的建立起來了，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得不開始自我改變、自我調整。

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大幅增強政府的行政權力，通過提高向資本家的稅收，進而保障底層勞動者的收入，提升社會福利，緩解階級矛盾。

最厲害的時候，據說，蘇聯國力最強的時候，在美國的一些企業所得稅甚至達到了90%。絕大多數的企業利潤被政府收走，補貼到底層民眾也能享受到的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中。

資本家自然不是心甘情愿，但在可能導致他們一無所有甚至喪命的無產階級革命面前，多掏點錢保命還是相對劃算的。

有意思的是，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不僅給了無產階級指導，也給了資產階級指導。

資產階級在理解了階級斗爭理論后，十分“聰明”的意識到，他們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固然不可調和，但他們可以在無產階級中“培植”“拉攏”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其實也不是單純以所謂的收入界定，而是在現代社會中少量擁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

原本，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起都在受著資產階級的剝削，理論上時間一長，在資產階級的壟斷競爭下，中產階級也一定會失去自己那些少量生產資料，淪為徹底的無產階級。

這個邏輯，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農村的富農中農慢慢淪為貧農雇農的現實中，經過充分的驗證。

但資產階級很精明的通過一些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營造了一個“假象”。那就是，中產階級是社會的主體部分，不僅不會消失，反而還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成為資產階級（上等人）的一員。

舉例來說，美國的股市里，可以說美國全國上上下下各個階層的人，甚至最底層的人，都可以用不多的錢，擁有某個大型公司的股權，成為它事實上的股東。

資本家和普通勞動者的界限被這微薄的股權而模糊了。

并且，借著幾次技術革命的春風，的確也出現了中產階級突然躍升為“新貴階層”的情況（例如李佳琪）。

資產階級的“故事”就更加有說服力了。

所以，馬克思沒有預見到的情況，也是被很多當代人“誤解”馬克思的理論不符合現實的原因，就是，資產階級通過“培植”“拉攏”中產階級，反過來把革命性最強的無產階級制造成了“絕對少數”。

本來，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根本力量所在，就是人數上的絕對優勢，進而形成了壓倒性力量。

但是現在，無產階級反而成了少數，資產階級不就暫時安全了嗎？

理解到這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推論。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是絕對不可能去嘗試徹底消滅“絕對貧困”的。

因為這個“絕對貧困”的無產階級，是資本家用來“威懾”和“安撫”中產階級，進而維持自己統治的絕佳工具。

說“威懾”，是說資本家在警告中產階級，如果不按照他們指定的現有經濟制度好好工作，為他們創造價值，就會墜入“絕對貧困”。

說“安撫”，是說資本家讓中產階級“看”著“絕對貧困”的無產階級，進而產生一種虛幻的優越感和幸福感，進而滿足現狀，失去革命改變現實的動力。

可以試想，如果處于“絕對貧困”的無產階級沒有了，會出現什么結果？

那就是，中產階級雖然還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料，但依然成了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會因為自己和資產階級的“相對貧困”，而成為新的“相對無產階級”，產生出改變現實的革命愿望。

直白一點的形容就是，原本資產階級“忽悠”著中產階級兩個人一起“對抗”（鄙視和壓迫）無產階級。

但現在共同敵人沒有了，就剩下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倆人了，那他們之間自然而然就成了對立的關系。

而這時，資產階級就又因為他們比中產階級少太多，而是絕對少數，進而又再次面對被革命推翻的危險。

但是，相對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消滅“絕對貧困”就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

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利益是資本家的利益，資本家要活下去、活得好才行。而資本家要活的好，必然要有供他們剝削的對象。

但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是為了消滅階級，為了最大程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當代社會中，社會主義國家也一樣具有類似的分層：擁有大量財富和生產資料、但人數極少的“有產”，擁有少量財富和生產資料、但人數最多的“中產”，以及財富極少處于“絕對貧困”、但人數也很少的“無產”。

為什么說“有產”，而不說“資產”？只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相當一部分生產資料（例如土地、礦產、特殊行業的經營權等）是國有和全社會所有，根本沒有市場化，資產階級掌握的生產資料，比例還不夠高，達不到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家的程度。

當社會主義國家中消滅了“絕對貧困”后，三方勢力變成兩方。

這時的斗爭形勢，其實是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的。

社會主義國家中，本來就是要大家共同富裕的。

所以，接下來，占多數的“中產”把占少數的“有產”革命掉，大家都成為富強文明和諧美麗的“中產”。

這是十分合理的，也是十分可行的。

其實，當前，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些這樣的實例了。

早幾年，在國家還有相當貧困人口的時候，我們還在追求財富的積累時，我們對于社會上的有錢人是種什么樣的態度？

羨慕、嫉妒、恨，但總體上，是一種仰望。

我們總覺得他們比我們有錢，就是某些地方比我們要強，他們的所作所為，哪怕看起來不合理，但都一定有其合理的地方。

但是，這幾年呢？

當我們已經不再單純追求財富總量去解決貧困問題時，我們的行為邏輯變化了嗎？

我們對于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高高在上的富豪，似乎也沒那么“寬容”和理解了。

只要你的言論和立場同廣大老百姓（中產）的立場不一致了，你就一定會受到抨擊。

曾經的“馬云爸爸”，因為“福報論”被懟成了什么樣子？

年入幾十億的李佳琪，如果在十年前，絕對不會有人會對他讓粉絲反思自己有沒有努力工作的話產生質疑，反而可能真的會好好自我反思。

但是在今天，對不起，你李佳琪雖然有錢，但在無數買不起79元眉筆的但占據總體優勢的無數“中產”面前，你就還是弱者。

既然是弱者，就得有“弱”的樣子。

好好立正，接受批評。

最后，總結幾句。

其實，我們的老祖先給我們留下過“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名句。

如果我們自己的內心，能像“不遷怒、不貳過”的顏回那樣強大，我們就絕對不會對“貧困”產生焦慮。

即使我們的內心沒有那么強大，但只要我們少一些無謂的比較，我們的生活還是會“幸福”很多的。

并且，時至今日，我們已經走上了新的偉大征程，只要我們都真的躬身入局，努力作為，相信終有一天，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能真的徹底擺脫“貧困”這個詞。

不管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