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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和平文化被視為東亞本土舊石器文化發展的頂峰？

和平文化代表著晚期東亞-東南亞人類所創造和傳承的技術文化，也是舊石器時代東亞-東南亞礫石石器文化發展的最后階段，堪稱礫石石器技術演化的巔峰。它對于研究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在華南和東南亞大陸的舊石器時代，使用礫石作為工具原料并形成本土的砍砸器傳統”已持續約250萬年。在和平文化時期，盡管工具仍然使用礫石作為原料，但是工具的生產方式和毛坯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化。

具體而言，礫石毛坯結構的約束性得到了完全解放。例如，蘇門答臘式石器和劈裂礫石的生產方法可以作為典型代表。前者通過修型在礫石毛坯周邊生產出多個刃口，使其成為史前的瑞士軍刀”；而后者則可以在剝離石塊得到的半塊礫石毛坯上幾乎制作任何類型的工具（甚至是裝柄工具），這使得礫石結構的技術-功能約束接近消失。從礫石工具生產工藝的角度來看，和平文化的石器生產是一種相對開放的系統，而同時代的其他石器生產現象則相對封閉，例如山韋文化。這可能是和平文化的石器技術在不同層面上表現出強烈多樣性的重要原因。在后和平文化”時期，廣泛見證了華南和東南亞各地保留有和平文化的技術遺產。

從技術演化的邏輯角度來看，和平文化代表著東亞礫石石器文化傳統發展的巔峰。裝柄工具的出現是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全球趨勢（不僅僅局限于石器小型化”——本質上也是裝柄化、復合工具化），可能為新石器時代的斧、錛、鑿等裝柄工具奠定了技術基礎。以上反映了當時古人類的聰明才智，他們不僅根據當地條件采取石器工具生產策略，還充分發揮了礫石的潛力，并隨時保留這種潛力。這是早期直立人所難以做到的能力和認知，同時也是和平文化人群行為現代性”的重要體現。和平文化也可以被視為理解東亞-東南亞礫石石器傳統的一把重要鑰匙”。

和平文化承載著怎樣的東方文明基因？

學術界普遍認為，舊石器時代的東西方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技術文化傳統。在東方，存在著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技術世界，其主要特征是采用簡單的”石核-石片技術和砍砸器傳統”（盡管這些術語備受批評）。前者主要分布在中國北方地區，而后者主要分布在中國南方地區。在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由于受到來自歐亞大陸西側的影響，北方出現了一些新的技術因素，如勒瓦婁哇技術和石葉技術，而在南方似乎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很難將其劃分為一個普遍適用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階段。與大約4萬至5萬年前北方受到西方技術、文化和人口的影響相比，南方可能更能代表東亞文化發展的本土性”、連續性”和創造性”，其中和平文化就是一個杰出的代表。而和平文化并不僅僅是指石質工具，研究表明，它更可能是一種竹木文明”，很多工具都是用竹木材料制作的，如狩獵使用的標槍和箭鏃。可以想象，當時的人類生活在資源豐富的熱帶森林環境中，憑借高超且靈活的石器制作技術，他們克服了艱苦的生存環境，在數萬年的時間里與大自然和諧共生。他們沿著湄公河、紅河、薩爾溫江等河谷遷移，不斷開拓新的領土，適應并發展新的技術。這種自強不息、開拓創新、靈活應變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難道不是東方文明的其中一種基因嗎？（{IMG_1}）。

那么，和平文化研究具有什么現實意義呢？和平文化證明了中國與東南亞地區之間悠久的人口和文化聯系，它是我們共同的文化遺產和歷史記憶，是連接兩地的一條文化紐帶，為當前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注入了深刻的歷史文化內涵。研究和平文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東南亞和平文化近百年的研究歷史相比，中國的和平文化研究剛剛起步。盡管我們對其認識還非常有限，但我們對其未來研究的無限可能性充滿期待。（{IMG_2}）

關于作者：

周玉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教授，中國考古學會舊石器時代考古專業委員會委員，法國-柬埔寨、法國-泰國舊石器聯合考古隊成員。他擁有史前考古學博士學位，于2021年畢業于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領域為舊石器時代考古和石器技術等。他已出版了近30篇學術論文，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在《考古》、《人類學》、《亞洲考古學研究》、《石器技術》、《考古學雜志：報告》、《古生物學學報》和《第四紀國際》等專業學術期刊上。最近，他主要關注于華南和東南亞的和平文化以及同時代的技術文化現象。（{IMG_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