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前學界關于“軟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的研究成果頗多,但對于“軟實力”和“文化軟實力”二者關系及相關問題的探討仍有空間。本文著力闡述了研究“軟實力”和“文化軟實力”必須搞清楚的幾個基礎性問題,即“軟實力”概念有明確的定義嗎?“軟實力”概念的提出有什么背景?約瑟夫·奈研究“軟實力”目的何在?“軟實力”概念是如何在中國落地的?為什么說“文化軟實力”是對“軟實力”的超越?中國為什么必須高度重視文化軟實力?只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占領文化軟實力制高點,講述好中國故事,傳達好中國立場,樹立好中國形象,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

現在,“軟實力”和“文化軟實力”在中國都是耳熟能詳的熱詞了,學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對于“軟實力”和“文化軟實力”二者之關系及相關問題,仍然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為了探討的方便,有必要從頭說起,論及幾個基礎性問題。

應當說,“軟實力”概念是個舶來品。這個概念,最早是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約瑟夫·奈提出的。但約瑟夫·奈始終沒有明確系統地給出“軟實力”概念的界定,只是以列舉的方式提出軟實力包括哪些內容。他認為,軟實力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價值觀的吸引力、制度的吸引力,還有掌握國際話語權的能力。

(二)“軟實力”概念的提出有什么背景?

20世紀8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出版了《大國的興衰》。他在這部著作中提出一個觀點,認為美國正在走下坡路。為什么呢?因為美國到處窮兵黷武,不僅死傷了很多美國士兵,而且耗損了美國大量的資財,使美國的硬實力不斷受到損害。約瑟夫·奈不同意保羅·肯尼迪這個觀點,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會自動地追隨,這個國家就沒有必要使用代價高昂的硬實力。基于這種認識,他認為美國沒有衰落,而且“注定領導世界”,因為雖然美國在硬實力方面遭受了損害,但是美國還有強大的軟實力。

(三)約瑟夫·奈研究“軟實力”目的何在?

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那本書題為“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演變”。我們從書名不難看出,他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目的就是要為美國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做辯護,是為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服務的。他后來說得非常直白:美國就是用拉攏的辦法、誘導的辦法,使別的國家跟著美國走。前不久,約瑟夫·奈在論及中美關系時還在主張這種策略,他說:“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都在制衡中國。沒有國家希望被中國控制。美國仍將是亞洲力量平衡的關鍵。如果美國能夠與其亞洲盟友保持同盟關系,那么在與中國展開的傳統競爭中,美國很難出局。在傳統的大國競爭中,盟友就是美國的王牌,關鍵是美國能否有效發揮其作用。”

(四)“軟實力”概念是如何在中國落地的?

由于美國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國家,而約瑟夫·奈又有深厚的美國官方背景,在卡特政府期間,他是助理國務卿;在克林頓政府期間,他是助理國防部長,所以“軟實力”概念很快傳播到世界各國。中國最早注意到“軟實力”概念的是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的青年教授王滬寧,他在1993年《復旦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發表了介紹軟實力的文章,題目是《作為國家力量的文化:軟權力》(“soft power”一般譯成“軟實力”,也可譯成“軟權力”)。此后中國學界一少部分學者開始了一些關于軟實力的討論。這些討論基本上是圍繞如何理解約瑟夫·奈關于軟實力的觀點,一直延續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之前。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把“軟實力”概念寫進了大會報告,賦予“軟實力”中國特色和意義。其中明顯的特征是在“軟實力”前面加上了“文化”二字。這為“軟實力”研究在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實現“文化軟實力”對“軟實力”的超越,設定了一個重要前提。“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了。它意味著,沒有文化高度的軟實力,那是短視的;沒有文化深度的軟實力,那是膚淺的;沒有文化廣度的軟實力,那是狹隘的;沒有文化開放的軟實力,那是封閉的,最后是會僵化掉的。它意味著,“文化”在“軟實力”中發揮著靈魂和經緯的作用,而不是像約瑟夫·奈那樣,把“文化”和“價值觀”“制度”“話語權”平行并列。事實上,沒有文化,何來價值觀的吸引力?沒有文化,何來制度的吸引力?沒有文化,談什么國際話語權?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關于“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根基”“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展示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樹立當代中國國家形象”“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等一系列重要論述,則是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集中體現,推進了中國學界對“軟實力”研究的超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給出“文化軟實力”明確的內涵界定。約瑟夫·奈雖然提出了“軟實力”概念,但并沒有給出“軟實力”清晰明確的內涵界定。我們則著眼于物質和精神之辯證關系,相對于“物質硬實力”,給予“文化軟實力”清晰明確的界定。“文化軟實力”是相對于“物質硬實力”而言的。所謂“物質硬實力”是指一切看得見摸得著、可以量化的,表現為物質性、實體性,可發揮硬性強制作用的力量。例如,軍事上可以運用戰機、軍艦、坦克、導彈等形成威懾對手的能力,經濟上可以運用原料、資金、生產、運輸、存儲、交易等形成對抗競爭對手的能力,都屬于物質硬實力。“文化軟實力”則是一切看不見摸不著、難以計量,表現為精神、情感、智慧、情操、品格,可以發揮柔性親和作用的力量。例如,文化的吸引力、語言的說服力、理想的感召力、精神的鼓舞力、智慧的創造力、道德的教化力、理論的指導力、輿論的引導力、藝術的感染征服力等,都屬于文化軟實力。

二是改變了軟實力的宗旨。約瑟夫·奈僅僅把軟實力作為美國的外交戰略、國際權謀去用,為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服務。我們則是把文化軟實力看成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對外的功能,也有對內功能。對外,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明中國立場聲音、樹立中國友好形象、擴大中國朋友圈,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提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內,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提高理論的說服力、預見力、指導力,提高新聞輿論的引導力、傳播力、影響力、公信力,堅定文化自信、弘揚主旋律、提升正能量,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任何國家都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物質硬實力,另一條腿是文化軟實力。如果說物質硬實力不行,那么這個國家可能一打就垮、一打就敗;而如果說文化軟實力不行,這個國家可能不打自垮、不打自敗。何以見得?這樣的歷史案例太多了。比方說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阿拉伯之春,這些都是典型的例證。應當說這些國家大小不一樣、國情不一樣、歷史不一樣,引發社會動亂、政權更迭的具體原因、具體也不一樣,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都是因為反對派發動了意識形態戰、發動了輿論戰,最后把當局抹黑,使當局執政失去了合法性、失去了理論和輿論的支持,使其文化軟實力大廈坍塌了。

蘇聯解體是最典型的案例。蘇聯過去和美國是并駕齊驅的超級大國,可以說當時它的軍事力量完全可以和美國叫板,其的數量比美國還要多。它的工業基礎、科技基礎、教育基礎在當時的世界應當說也是一流的。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挽救蘇聯的解體,而且蘇聯解體之快,令人感到非常驚詫,呼啦啦似大廈傾。這是為什么呢?當時,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外交家、理論家、戰略家都在研究。有的說,那是因為蘇聯那個制度太僵化;有的說,那是因為蘇聯工業布局不合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忽視了民用工業;有人說,那是因為蘇聯沒有搞好民族團結;有人說,那是因為蘇聯和美國搞軍備競賽,最后被人給拖垮了,這些說法應當說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實就是蘇聯文化軟實力大廈坍塌了,意識形態防線崩潰了,失去理論的支持、失去輿論的支持、失去人心的支持。蘇聯解體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而是戈爾巴喬夫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所謂“新思維”所導致的惡果。戈爾巴喬夫所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不要領導、背離科學社會主義,與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是一脈相承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時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因為它“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言以蔽之,意識形態工作搞不好,很可能黨將不黨、國將不國、民族四分五裂。然后總書記也回答了為什么有這“三個事關”,他說:“歷史經驗一再證明,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首先從思想領域開始。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是一夜之間的事情,但是思想演化,則是個長期的過程。如果思想防線守不住了,那么其他一切防線就都守不住了。所以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始終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我們就會犯無法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總書記講這些話,針對的背景就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可見意識形態的確是“極端重要”。而文化軟實力的所有要素,諸如理論、輿論、文藝、出版、網絡等等,無不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由此可見,文化軟實力不行,必然不打自敗。

(二)一個民族的興衰,總和其文化軟實力興衰息息相關

以我們中國歷史為例。中華民族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思想文化非常活躍,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國古代科技的長期領先提供了足夠的思想智慧和社會氛圍。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出版過一套很有名的著作《中國古代科技史》。在這部著作中,他說:“13世紀以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令西方望塵莫及。”那是說我們的科技在世界上遙遙領先。有很多證據可以支撐李約瑟博士的結論。例如,初等數學平面幾何中,有個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我們老祖宗把它叫做“商高定理”,西方把它叫做“畢達哥拉斯定理”,我們的商高定理要比畢達哥拉斯定理早600年;郭守敬的天文《授時歷》比西方早800年;唐代一行和尚關于子午線的測度,比西方早1000年,這都遙遙領先。現在月球上有個環形山,叫“祖沖之山”。祖沖之是何許人?他是我們南北朝時期的一個數學家,為什么以他的名字來命名這個山?那是因為祖沖之在數學上貢獻很大,他關于圓周率的計算3.1415926……一直到小數點后面13位,西方人計算到小數點后面13位,那是1000年以后的事情了。筆者舉的這幾個例子,都和天文學有關,比方說這個勾股定理,迄今為止,力學、光學、經典物理學、天文學,仍然離不開它,天文《授時歷》、子午線、圓周率等都和天文學有關。當今世界,衡量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一個很大的聚焦點宇宙開發學,和天文學密切相關。可見我國古代科技多么先進!西方近代著名的生物學家達爾文關于物種起源和生物進化論的學說,可以說開啟了近現代生物學的大門。但是達爾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我們明朝科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的一些觀點和素材,可見李時珍多了不起。更不要說我們的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和印刷術,沒有指南針,哪有世界地理大發現?沒有,資產階級就炸不開封建的城堡;沒有造紙印刷術,西方的文明不可能發展得那么快、傳播得那么快。所以我們有十足的理由,為中華民族的古代文化和科技進步,感到驕傲、感到自豪。

但是近代以來我們落伍了。歐洲始自14世紀的文藝復興,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文化燦爛。文藝復興以“人性”反對“神性”,用“人權”反對“神權”。反對教會對精神世界的控制,要求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歌頌人的智慧和力量,贊美人性的完美與崇高,反對宗教的專橫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主張個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科學文化知識。其影響力在藝術、建筑、哲學、文學、音樂、科學技術、政治、宗教以及智力探究的其他方面都得到充分的體現。恩格斯曾高度評價了“文藝復興”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他說:“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

然而,中國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傳統文化,到宋明理學之后有兩大發展趨勢,一方面是融合儒釋道,更加系統化、更加條理化,這有利于教育、有利于傳播;但是另一方面,它逐漸適應了統治者的政治需要,成為南宋以后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著力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特別是三綱五常,嚴重地束縛了人的思想和生活,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如果說“五德”(仁義禮智信)還可以對它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但是“三綱”則純屬糟粕。“君為臣之綱,父為子之綱,夫為妻之綱”,危害太大了。對整個中國社會、中華民族的影響太嚴重了,它使人們那種創造性、創新性、獨立人格、獨立己見、敢于質疑錯誤的勇氣,受到了極大的壓抑。乃至清朝思想家龔自珍作詩感慨:“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科舉取士變成了“八股”取仕,就連文章怎么寫都限定得死死的。廣大學子讀書的目的,只是當官;國家組織科舉考試,只是為了選拔循規蹈矩、只會做八股文章、愚忠的官吏。科學技術不入上流。如此僵化的思想文化,必然阻礙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各領域的發展和進步,必然導致文化軟實力的衰退,無法抵御西方堅船利炮的進攻。因此,戰爭時期,英國幾艘漂洋過海的戰艦就可以把偌大的中國打得一敗涂地,蒙受割地賠款之恥。中華民族的興衰史足以說明其與文化軟實力興衰密切相關。

(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切實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

我們之所以強調“偉大復興”,是因為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長期偉大過、輝煌過、領先過,而戰爭以來急劇衰敗了。1842年到辛亥革命勝利后的1912年,我們和西方簽訂了700多個條約,其中有40多個條約是明顯不平等的條約,包括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款。瑞典王宮有一幅大油畫,畫的是瑞典國王接見各國使臣,各國使臣一個個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等著瑞典國王接見。而在各國使臣最后面,一個又瘦又小又矮,穿著清朝官服的人,像個小老鼠似的站在那里。每個中國人看到這幅畫,都會感到民族自尊心很受傷害,但那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國際地位的縮影。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把人類不可再造的珍寶焚為廢墟;沙皇俄國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掠走了151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滅,被迫將臺灣及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八國聯軍進北京燒殺劫掠、無惡不做;上海英租界的黃浦公園竟然規定“華人與狗不得入內”;1842—1901年,我國被迫向西方列強賠款72869億兩白銀。中華民族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瓜分、踐踏、掠奪,毫無國際地位和尊嚴,乃至八國聯軍一個德國軍官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做19世紀的中國人太悲慘了。” 中華民族如此災難深重,首先根源于中國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腐朽落后。一些憂國憂民之士不能不擔憂:20世紀中華民族會不會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于是,一些具有使命擔當精神的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如何振興中華?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0世紀過去了,21世紀也過去了五分之一,中華民族不但沒有亡國滅種,反而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越來越近,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人們不能不思考:從瀕臨亡國滅種到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這一滄桑巨變是靠什么實現的?就是靠中國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正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經傳入中國,就使中華民族的面貌為之一新,就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正是中國不斷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先后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才使中華民族推翻了、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解放、人民當家作主,走上了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不斷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進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說的那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終于迎來了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的生機和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旗在全世界高高舉起。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寬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世界上那些想要加快發展,又想要保持自身獨立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的智慧和方案。顯而易見,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斷勝利,都要歸功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是一種文化,是在中國居于指導地位的文化,是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指導思想。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軟實力造就了一代一代、前赴后繼、胸懷遠大理想和先進理念、具有不屈不撓、頑強拼搏精神的仁人志士和英雄群體,推動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征程上不斷向前邁進。

綜合以上中華民族興衰成敗的史實和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文化軟實力建設事關國家興衰成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不斷提升文化軟實力。正如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所說:“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面對百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面對紛紜復雜的國際輿論形勢,面對美國的霸凌行徑、冷戰思維和輿論“甩鍋”,中國必須占領文化軟實力制高點,不斷做強國際輿論場的中國聲音,講述好中國故事、傳達好中國立場、樹立好中國形象,大力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

（作者：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名譽院長；來源：《文化軟實力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