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正式通過由周恩來主持編制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建議》從1958年到1962年五年內的主要指標是：工業產值增長一倍左右，農業總產值增長35%，鋼產量1962年達到1060萬噸到1200萬噸，基本建設投資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五”時期的35%增長到40%左右，基本建設投資總額比“一五”時期增長一倍左右，職工和農民的平均收入增長25%到30%。

但是，由于“八大”后冒進思想的影響，“二五”計劃在制定和執行中出現了嚴重的冒進傾向，許多計劃指標不斷修正和大幅度提高。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并批準的《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提高了奮斗目標，提出可以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可以為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到1962年建成強大的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在若干重要產品和產量方面超過英國，趕上美國。由于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失調，連年出現財政赤字，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難。我國經濟建設己不能按照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部署繼續發展，國家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在批轉國家計委《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提出了國民經濟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八字方針”，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準。

決策簡介

中華人民共和國1958~1962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簡稱“二五”計劃，也稱為大躍進。

編制經過及內容根據中國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前實現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主持下，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編制方針、任務和指標。規定的五項基本任務是：①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②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和擴大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③在發展基本建設和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進一步地發展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相應地發展運輸業和商業。④努力培養建設人才，加強科學研究工作，以適應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⑤在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增強國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按照這些任務，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提出，五年內國民收入增長50%左右，積累率稍高于第一個五年已達到的水平，1962年鋼產量1050~1200萬噸，糧食產量2.5億噸左右的奮斗目標。

決策背景

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這些風風火火的運動就發生在“二五”期間。回顧這段歲月，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柳隨年曾提到過兩個小故事。

1958年秋，國家計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產主義規劃，問老農一畝能產多少糧食，老農兩次都不吭聲；問到第三次的時候才用嘴指著牌子上的800斤；又問能產800斤嗎？他說，包括秸稈在內。

1959年1月，國家計委和農業部幫徐水辦了個用白薯生產酒精的工廠，可那時，連人吃的白薯都已經沒有了。

不但農業生產如此，當時轟轟烈烈的大煉鋼鐵運動也是如此。柳隨年回憶，大煉鋼鐵運動中，連計委的干部都把鐵絲網剪成一段一段去煉鐵，煉出幾塊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

柳隨年認為，其實在1958年下半年，許多跡象就表明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已經失調。但那時人們不敢反映，怕被說成在潑冷水。

二本賬

這種怕說潑冷水的“大躍進”，來源于1958年1月毛澤東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以下簡稱《六十條》)。《六十條》要求生產計劃作二本賬。這其中，中央要做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對外公布；第二本則是期成的計劃，不對外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賬也是期成的。

從指標來看，地方的第二本賬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賬，中央的第二本賬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賬。也就是說，從中央到地方，生產計劃層層加碼。“中央帶頭搞兩本賬，各級就都搞自己的兩本賬。下到基層，一個指標就有六七種賬了。不管工業、農業還是其他行業，大躍進的各種指標，大都是通過編兩本賬的方法，層層拔高的。”薄一波認為，這三本賬的制度，是造成大躍進中生產計劃層層加碼、追求高指標的一個重要因素。

僅有二本賬還不夠，《六十條》還要求計劃實施采取“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的辦法。評比采取同級競賽的方式，年終評比以第二本賬為標準。評比不僅比經濟、比生產、比技術，還要比政治，就是比領導藝術，看誰領導得更好。“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在1958年2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很多省、市、自治區紛紛表決心，要用五六七年時間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規定的12年內完成的任務。

四高

高指標、高積累、高估產、高征購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災難。錯誤的計劃，加上從1959年起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得農業生產急劇減產。1960年夏季，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糧食供應緊張局面。鞍鋼工人的供應僅為每月2兩肉，每天4兩菜，甚至連這些也難以長期維持。

1960年7月18日，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建議，年度計劃只搞一本賬，不要搞第二本賬。

在1961年1月18日的八屆九中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對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賬的意見也表示贊同。他說：今年不搞兩本賬了，就是一本賬，絕不要層層加碼。中央是一個盤子，到省、市又是一個盤子，到地、縣又是一個盤子，到群眾又是一個盤子，層層加碼。總而言之要實事求是。

至此，滿足大躍進要求的“三本賬”終于走到了盡頭。

數字

6000萬噸

1958年6月上旬，冶金部擬訂的規劃中，將1957年11月第六次全國計劃會議上規定的1958年產鋼610萬噸的指標提高為：預計1958年產鋼820萬噸，1960年產鋼3600萬噸；1962年產鋼6000萬噸。

1000萬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1960年我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2877

196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下降，只有2877億斤，比1959年減少53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7年

“二五”期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將15年的趕超英美戰略變成10年，在“大躍進”的高潮階段，毛澤東興奮地將其降到7年，之后又降到2至3年。

決策結果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不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1958年以后，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提出“大躍進”，修改原定計劃，提出脫離實際的建設任務和過高的奮斗目標。執行結果，“二五”時期農業、工業大幅度減產，社會總產值平均每年下降0.4%，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只有3.8%，大大低于“一五”時期；糧、棉、豬和機床、棉紗、糖等主要產品和固定資產投資都低于1957年，出現了第一次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經濟建設被迫后退；到1962年年底，“二五”計劃實際執行結果與原來提出的八大建議相比，除原煤、原油、發電量達到規定指標外，鋼、水泥、糧食、棉花等都未達到，糧食、棉花的產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居民消費水平每年平均下降2.5%，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難。這是追求高指標、高積累，放棄實事求是，違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不搞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惡果，教訓十分深刻。

決策影響

過了半個多世紀來看，就會發現如今的建筑業就是在1956年的基礎上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