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中國家族企業的根，體現在那些開創了各種新式工業的企業家身上，如榮宗敬、榮德生創辦的家族企業。榮氏家族創辦的企業是中國發展最早、最快、規模最大的家族企業。所以，榮氏家族企業的百年傳承是必需探究與分析的。

中國家族企業的源頭，似乎繞不開曾經輝煌一時的晉商、徽商和“紅頂商人”胡雪巖，似乎繞不開洋務運動后期聲名顯赫的盛宣懷、唐廷樞等人。其實，他們不過是官商或是買辦，最終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邁入工業文明。事實上，中國家族企業的根，體現在那些開創了各種新式工業的企業家身上，如榮宗敬、榮德生創辦的家族企業。榮氏家族創辦的企業是中國發展最早、最快、規模最大的家族企業。所以，榮氏家族企業的百年傳承是必需探究與分析的。

百余年之前，創業的兩兄弟榮宗敬、榮德生是有名的“面粉大王”、“棉紗大王”，榮氏企業一度壟斷全國面粉市場的1/3、棉紗市場的2/5。在榮氏家族的第二代中，除了兼商界巨子和政府高官于一身的四子榮毅仁外，榮鴻元，榮宗敬的長子，“大房系統”的傳承人，也繼承父親百折不撓、頑強創業的品質，領導著家族事業，成為榮氏企業后期發展的主持者。1949年前夕，他遷廠至香港，在香港開設大元紗廠，后輾轉巴西，經營面粉業，事業興旺發達。

榮氏的第三代大都是貿易實業界人士。許多人擔任各種公司的董事長、總裁、總經理、經理等職務，他們的事業大多在海外，主要從事金融、工礦企業、進出口貿易活動等。而在榮氏家族的第三代中，最為耀眼的是榮智健。58歲的榮智健，當時還是中信集團的高級員工，每年不過數百萬年薪，并不擁有任何股權。但榮智健借助家族品牌與背景優勢，以中信泰富為平臺，通過資本運作積累了巨額個人財富，三度榮登《福布斯》富豪榜中國首富，打造了榮氏家族的新財富。以致媒體報道，榮氏家族傳承富過三代，打破了中國傳承“富不過三代”的魔咒。

媒體雖如此美言榮氏家族，我卻認為，榮氏家族雖然有百年傳承，富過三代，但榮氏家族在中國大陸沒有傳承三代的家族企業。回看百年中國家族企業的歷史，可以看到家族企業是離不開當時具體的外部環境與制度變遷的。榮氏企業創辦初期，適逢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榮氏兄弟經過艱苦奮斗，創建了龐大的家族企業。中國大陸的家族企業在做大、做強之后，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什么？一般來說這個威脅來自外資企業和外國產品的競爭。比如，“九一八事變”后，北方面粉市場被日本侵占，日本的棉紗也在中國大量傾銷，榮氏企業陷入困境。但事實上，最大、最致命的威脅還是來自官資和官企兼并的威脅。榮德生的大女婿李國偉回憶，北洋軍閥比較容易應付，他們的辦法也簡單，一般是把各銀行、各廠的主持人請去開會，關上門“講斤頭”，不滿足他們的胃口，就不讓出來。但是，如果你事先看出苗頭，可以托故不去，也可以硬挺軟磨，討價還價。然而到了國民黨時代就不行了。自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為代表的豪門資本力量，包括資源委員會掌握的官營資本力量，處于絕對強勢，榮氏企業、劉鴻生企業、民生公司和永利公司等，幾乎所有成熟的大型家族企業，都處在他們的虎視眈眈之下，多次面臨被吃掉的危險。

比如，1949年4月，國民政府監察院以“侵占公有財物”、“不計調換折扣的耗損，侵蝕利己”等罪名起訴榮毅仁，指責他把霉爛的大米賣給政府，結果導致了東北戰場的失敗。5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公開審理榮案。也就在這一天，解放軍攻進上海城。

1954年， 榮毅仁將申新系統榮氏企業公私合營， 這一舉動使他被譽為“紅色資本家”。實際上，當榮毅仁把父輩創辦的家族企業公私合營，等于把家族企業的產權與經營管理權交出去了，這還能算家族企業嗎？當中國大陸所有企業國有化后，紅色資本家，僅剩紅色，哪有資本家？紅色或許只是政治需要的偽斑馬色彩而已。

可以說，中國的家族企業家首先是政治家。正如榮毅仁所說，“就以我的家族來講，在解放前也算個大的民族資本家。從1900年開始辦廠創業，到1949年，50年艱苦奮斗，認真經營，才搞了20多個企業，這在解放前已經是了不起了。可是，我從1979年擔任‘中信’公司的董事長以來，9年來，共投資、合資搞了209個企業。為什么過去50年艱苦奮斗只搞了20多個企業，而現在9年不到，卻發展了200多個企業？ 當然，這其中有廣大的干部和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但最基本的，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政治家語言不是企業家語言，榮氏家族搞的20多個企業是家族企業，現在創辦的200多個企業只是國有企業，雖為榮毅仁一手創建，但仍是標準的國有企業，他只是職業經理人，在產權上與榮氏家族并無關聯。至于他的兒子榮智健借助這個平臺發展榮氏家族財富，這也是過去一段時間中國權貴經濟的基本特征。1994年，榮智健曾對媒體說過：“假如我不是榮毅仁的兒子，我今天不可能做香港中信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但假如我僅僅是榮毅仁的兒子，而自己沒有能力來經營，香港中信也不會發展成今天這樣的規模。”這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被歷史與市場證明是錯的。

2009年4月8日， 67歲的榮智健在辭職函的右下方簽上自己的名字，或許，榮智健失去的不僅是中信泰富董事長的職位，不僅是巨額的經濟損失，而是百多年的榮氏家族商業神話的終結。其實，榮智健出局是權貴經濟在法治健全的市場經濟下的香港的必然宿命。正如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指出，榮智健的第一個錯誤是，沒有擇機讓榮家資本獨立；榮智健的第二個錯誤是，對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當年榮智健以總股本100 萬元港幣創辦愛卡電子廠，不過是將香港的廉價電子表、收音機、電子鐘等向內地大量販賣，如果沒有獲準“大陸販賣權”的政策背景，那只是走私。

媒體痛惜榮智健，是因為榮智健最有可能成為李嘉誠家族、王永慶家族、霍英東家族、李兆基家族等華商翹楚們的標桿， 以挑戰“富不過三代 ”的商業魔咒。其實，榮智健，這位紅色資本家的后代，這位福布斯連續上榜的富翁，注定成為百年榮氏商業王朝的痛、中華民族工業的痛。這個痛不是沒有突破華人家族“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不是沒有超越港臺華人家族企業，不是沒有驗證大陸家族企業的體制優勢，而是不斷用血的事實驗證一個從胡雪巖到榮智健以來中國商人傳承的基因：沒有紅頂，哪來商人？

從榮氏家族財富傳承與家族企業無法傳承，給我們怎樣規律性的啟示呢？我想中國大陸家族企業命運中有如下兩個規律性的結論：

一是只要有暴力革命就沒有財富的創造、企業的傳承；只要有暴力革命，只會有財富的掠奪、企業的毀滅。一百七十多年來，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洋務運動、太平天國起義、甲午戰爭、義和團之亂、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三次內戰、人民共和國30年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除改革開放三十年是改良，其他都是革命。革命的成本太高，革命導致企業無法正常經營。所以，革命是企業發展的死敵。企業，包括家族企業都成了革命的犧牲品。

二是政商關系總是家族企業無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并逼死家族企業的主要因素。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商業就處于不正常的政商關系下。徽商因明朝崛起而崛起，因明朝衰敗而衰敗。晉商也因清朝衰敗而衰敗。洋務運動的“官督商辦”，結果是官貪商難辦。一次世界大戰是中國民間資本發展的大好時期，但是，政府喘過氣來馬上收拾民辦家族企業。國民黨執政期更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前30年無家族企業之說。改革開放的30年，特別是近10年也是政府太強、民間企業太弱的結構，新型的政商關系制約著家族企業的命運。

甘德安，經濟學家，著有《中國家族企業研究》《復雜性家族企業演化理論》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