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布的一系列經濟數據中,雖然部分指標表明7、8月份的財政政策發力正產生積極影響,但就經濟系統整體而言,內生增長動力繼續處于疲軟和羸弱狀態。9月財新制造業PM I僅錄得47.0,創下2009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不及預期的47.5和8月的47.3。
對于凱恩斯經濟刺激理論的各種措施,不應有過多的寄望和要求。充其量這僅僅是防止經濟出現硬著陸、拉長轉型時間窗口的緩釋劑和止痛藥。
最近發布的一系列經濟數據中,雖然部分指標表明7、8月份的財政政策發力正產生積極影響,但就經濟系統整體而言,內生增長動力繼續處于疲軟和羸弱狀態。9月財新制造業PM I僅錄得47.0,創下2009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不及預期的47.5和8月的47.3.
從結構上看,產出、新訂單、就業、采購庫存和采購數量等主要指標都呈加速收縮狀態,這意味經濟增速下行的腳步并未明顯放緩。同時,市場主體對未來經濟增長前景仍持謹慎甚至悲觀的態度,已在信貸指標上有所顯現。今年1至8月份,企業中長期信貸同比僅小幅多增455億,而且最近幾個月其增量持續處于下滑狀態。國內信用創造速度收縮將給擴大內需造成負面壓力。
當前,我國工業尤其是重化工等領域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PPI連續42個月為負以及與CPI剪刀差的擴大,意味著工業上游企業在產品供大于求的背景下缺乏定價權,工業行業利潤水平繼續下降,這必然會壓低行業的投資邊際收益,影響企業投資意愿以及國內信用創造能力。
這是一個反復性問題。國內信用創造速度收縮,背后是經濟新舊增長引擎的轉換問題。
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所面臨的錯綜復雜的過程中,內生動力和自主性不足是較為突出的問題,這集中地反映在長期維持的雙順差格局上。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面臨的情形是經常項目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即處于高速發展期的發展中國家,投資需求大,國內凈儲蓄往往難以有效滿足巨大的國內投資和資本形成需求,資本的稀缺使發展中國家一般通過經常項目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等雙渠道,引入外部儲蓄彌補國內投資缺口。
然而,中國保持了多年的雙順差,很大程度上顯示了國內經濟運行體制機制、金融市場機制等方面的重重問題。雙順差尤其是長時間資本項目順差規模高于經常項目順差規模,意味著通過經常項目盈余形成的儲蓄輸出與資本項目下的順差形成消減之勢,而事實上,在2014年我國人均GDP排位全球84位、貧困人口按國際標準超過兩億的背景下,無論在消費還是投資領域,各類經濟主體的總儲蓄還遠高不到國內消化不了而必須大量出口的地步。這至少揭示國內經濟兩大深層次的問題,一是國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難以得到快速以及根本性糾正,即國民收入過度向企業與政府傾斜,以及政府提供的直接惠及民生的醫療、養老、失業等保障性公共服務不足,使居民積累了畸形高企的預防性儲蓄,導致了國內消費鏈條的傳導極不順暢,不得不在國內消費率只有50%左右的情況下,通過大幅壓低出口產品價格、擠占國際市場份額來求得生存的空間。二是當前國內金融市場整體上仍然處于流動性總量過剩、信貸需求結構性短缺、市場分割問題凸顯、價格信號對資金驅動作用不顯著的狀態,兼之在實體經濟層面上存在的市場準入門檻橫亙、行業壟斷遲遲無法有效打破、企業外部交易和運行費用居高不下等問題,儲蓄轉換為投資、投資轉換成資本的形成能力嚴重不足。
因此雙順差的背后邏輯是:大量商品服務出口獲得經常項目順差,被以投資回報極低的美國國債等形式存放在了國外,而同期引進的大量資本項目順差,則成為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股權,進而在整體上形成了境外持有低回報債權、外資在華持有高回報股權的資本循環流動模式。而這種模式長期以來備受國內學者爭議。這反映中國金融市場不完善,經濟系統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內生動力不足,牽制國內經濟內生發展動力,及經濟轉型升級能力。
顯然,在當前面臨全局性產能過剩的背景下,經濟尚難以單純借助自身的內生動力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置換新的經濟增長引擎。但對于凱恩斯經濟刺激理論的各種措施,不應有過多的寄望和要求。充其量這僅僅是防止經濟出現硬著陸、拉長轉型時間窗口的緩釋劑和止痛藥。要真正完成經濟增長引擎的轉換,為今后中國經濟一二十年配置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凱恩斯式刺激非但不是靈丹妙藥,反而會增加經濟轉型升級的難度和風險,因為這類刺激是短期的,不以經濟動力機制重塑為主要目標,難以真正激發起經濟金融體系的信用創造激情,私人資本并不會改變其謹慎和現金為王的行為預期。
由此可見,當前要真正使經濟走出增速放緩和節節回落的狀況,必須推進對包括收入分配在內的經濟運行體制的深度改革,一是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徹底打破行業壟斷和市場壁壘,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把權力關在制度籠子,放活市場。二是推進和深化國民收入分配體系改革,對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體系進行全面調整,加大對社會民生福利的投入力度,增加養老、失業方面的公共服務開支,并通過減稅清費等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真正實現社會保障政府托底的目標。三是營造公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市場秩序,為企業的創新創業提供低交易成本的市場環境。四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等在內的法治建設,為創新創業提供良好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