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投資依然是經濟發展的關鍵。然而，目前在認識上存在的一個誤區是，很多人傾向于把投資與產能過剩等同起來，因此提出要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投資占比應當下降。其實，消費的增長有賴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這又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亦即供給能力的提升，為此應不斷提高技術水平和人均資本存量，而這些都要靠投資來實現。

【理論周刊·經濟學·新常態·新視野】

經濟新常態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動力之源是什么？投資作為過去高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在新常態下應怎樣發揮作用？

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去年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投資依然是經濟發展的關鍵。然而，目前在認識上存在的一個誤區是，很多人傾向于把投資與產能過剩等同起來，因此提出要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投資占比應當下降。其實，消費的增長有賴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這又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亦即供給能力的提升，為此應不斷提高技術水平和人均資本存量，而這些都要靠投資來實現。

從靜態看，當年的投資就是當年GDP的一部分，這是各地區或各經濟部門努力追求投資增長的原因。但從動態看，投資卻存在有效與無效之分。只有有效投資，才能切實提升有效供給能力，亦即為未來奠定符合市場需求的產能基礎和技術條件，從而為投資者包括人力資本投資者帶來合理穩定的凈利潤。反之，如果投資無效，則意味著它在以后各年無法產生凈利潤，那么這種投資雖是本年GDP的一部分，但卻相當于投資者進行了一次“等值消費”，與真正消費的唯一區別就在于不產生正效用而已。顯然，如果繼續在無效投資上追加投資，只會導致產能過剩。但若認為更多投資必將帶來產能過剩亦不正確。

從結構角度看，在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中，投資趨同亦即投資向少數行業的集中，是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市場對各類物資、產品的絕對需求旺盛而有效供給低下，因此市場的空間巨大。然而，由于物質資源相對匱乏，市場的投資活動難以在所有產業中同時展開，僅能向若干產業集中，借以通過規模效應來實現擴張并盈利，再經由溢出效應帶動其他關聯產業發展，最終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可見，此時投資趨同度越高，市場資源的使用愈有效，經濟增長就越快，整個社會的存量資本及物質基礎逐漸夯實。然而，隨著最初發展的產業產能持續擴大，其利潤空間逐漸狹窄。此時，如果市場機制足夠完善，那么資源將會自動配置到其他利潤豐厚的產業部門，投資開始進入“去趨同化”過程。不同產業之間逐漸形成相互的溢出效應，即互為直接或間接的投入來源或產出去向，這將使規模效應從最初發展的產業領域外化到相關行業領域，于是經濟得以躍升至新的上行區間。反之，如果此時市場的作用機制不充分，再加上先驗式的政策導向和金融支持等，將導致投資的過于趨同，資源無法分流，而是主動或被動地向最初發展的產業過度集中，于是無效投資激增，產能出現結構性過剩，整個市場的有效供給能力下降，最終使經濟增長跌入下行區間。

可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投資趨同度是一國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關鍵，宏觀上過于趨同的投資結構將導致市場資源的無效使用，從而有礙經濟發展。還需強調的是，最優的投資趨同度是一個動態概念，它取決于一國的既有稟賦資源和市場供需條件。因此，某一時期下的最優投資趨同度在另一時期下可能是過度或是不及的。

“去趨同化”是新常態下投資

有效推動經濟增長的前提

對投資趨同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判斷符合多國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根據筆者對OECD主要國家(美、英、法、德、日、澳等國)過去30多年數據的測算，隨著投資趨同度提高，各國經濟增長率均會呈現先增后減的規律，表現為一個倒U形曲線。

在我國，這一關系也得到了極強的經驗支撐。具體而言，在1978年至20世紀末的20多年間，我國經濟表現出明顯的投資趨同特征，主要反映在農林牧漁、能源類及交通運輸業等領域，而這些領域的年均增加值增速也較高，在其帶動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年均8.7%的水平。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加入WTO使出口條件得到改善以及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國投資結構出現了新特點，即除了傳統的能源類行業之外，投資資源開始向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匯聚，整個經濟呈現“高投資、高趨同”的顯著特征，并對其他產業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其結果是2001-2008年間出現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長。根據測算，我國投資趨同度與經濟增長率的關系已于2008年前后到達倒U型曲線的拐點，然而近年來的投資趨同度卻仍一直處于上升態勢，加之全球金融危機又打破了我國既有的市場供需格局，這進一步加劇了過高的投資趨同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表現為相關產業供給過多而消費增長乏力的矛盾局面。此時，如果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完善，那么投資將自動完成“去趨同化”過程，逐步進入新的增長軌道。但事實是，我國的市場機制尚不夠完善，而且“當年投資產生當年GDP”的短期思維根深蒂固，這使我國的投資趨同度隨后仍一直盤踞在高位，與之伴隨的恰是2010年后經濟增速的下降。

上述事實表明，投資能否在新常態下繼續起到推動增長的關鍵作用，取決于“去趨同化”過程的順利實現，這進一步要求市場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但反觀我國過去高增長階段的發展歷程，投資的趨同往往伴隨著政府有形之手的明顯介入，其側重點在于解決“當年GDP”問題。當然，無可否認的是，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僅靠市場的無形之手難以將有限資源匯聚于優勢部門以形成規模效應，此時由政府提供協調機制以使資源實現集中配置就尤顯必要。但當經濟步入較快增長階段時，政府應逐漸成為完善市場機制的建構者和監督人，并將配置投資資源的職能交還市場。

但我國過去高增長階段的發展事實表明，政府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實現了投資主導權的自我強化。由于其激勵機制有別于市場，所以當市場利潤格局發生改變時，政府的決策慣性使之難以按市場要求來推進投資的“去趨同化”，且在短期增長目標的刺激下，反而會形成虹吸效應而使投資繼續涌向供給過剩的部門，甚至引發民營資本的盲目跟隨以及金融部門的傾向性支持，于是投資趨同度被進一步推高，整個社會的生產活動趨于放緩。

如果政府此時為了刺激經濟而采取寬松貨幣政策，那么新增的流動性往往會被繼續配置于過剩部門。由于利潤前景黯淡，這些流動性將轉向投機，即以各種渠道涌向資本市場，結果就是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

上述情況說明，繼續沿襲以往的投資配置方式，只會加劇投資趨同，從而放大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換言之，經濟增長乏力并非高投資之罪，因為當投資過度趨同時，無論投資多少都將難以發揮其應有作用。因此，在當前經濟形勢下，適度弱化投資趨同的投資政策導向不乏是一項保持新常態下經濟穩定增長的有效方略。筆者測算顯示，如果投資趨同度適度弱化能夠有效實現，那么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區間將大致為7%~9%。

適度弱化投資趨同的對策建議

推動政府向市場讓渡投資職能，同時強化其在公共服務、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的社會職能。政府預算應以公共服務為導向，并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的直接投資。

促進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構建完善的市場機制提供制度保障。健全市場的進退機制及獎懲機制，實現微觀主體“易于進入、嚴于監管”的良性市場化氛圍。促進針對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企業的法律法規的完備與統一。

政府應慎重提出具體的產業化導向政策，逐步取消對特定行業投資的特惠式鼓勵政策，比如免稅、補貼、低利率、無償占用各種經濟資源等，這會導致企業的實際成本收益核算失真，從而使低效率企業不易退出，又易引發其他投資主體不計成本地盲目跟進，從而加劇投資趨同，資源配置進一步扭曲。

經濟新常態下，全民創新將成為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從廣義上看，創新的內涵應包括觀念創新、組織結構創新、產業協調創新、技術創新等多個維度的“革命”。狹義的技術創新只是廣義創新的一部分，取決于一國長期的知識、人才及資本積累等條件，難以一蹴而就，應視為一個長期過程。因此，從宏觀上看，投資的弱趨同化可作為一個考量廣義創新的有效指標。

應積極推動市場來引導投資的“去趨同化”，即通過構建規范有序的破產清算機制，強化市場的淘汰功能，使投資主體承擔真實的風險與損失。

構建靈活、高效、有風險擔當的金融市場，讓金融企業以效益和風險自主承擔市場主體責任，從而提高產業投資的融資效率，以促進投資的“去趨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