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1日，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網站刊文稱，對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跌破7%，西方無須更多擔心。事實上，在中國經濟從投資導向到消費導向的轉型中，很長一段時間內預計都將經歷較低的增速。中國真正的挑戰是在于整合政策的貫徹執行體系，克服政治困難，確保地方政府真正成為轉型的助力。只要措置得當，等待中國人和全世界的，就都將是更美好的未來——

周一我們得知，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減緩，第三季度為6.9%。盡管一些經濟學家非常擔心的那種急劇減速沒有發生，但增速跌破7%的關口，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如果再結合中國股市今年夏季的暴跌，以及后來突然的貨幣貶值，如果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了懸崖邊緣，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只不過，中國故事的真正主題其實并非嚴重的危機，而是長期的挑戰。轉型的道路注定要有顛簸，而中國高度分散的政策實施架構只能讓顛簸被進一步放大。然而，如果處置精確到位，或者說只要處置得足夠好，等待中國人和全世界的，就都將是更美好的未來。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就一直享受著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過去三十年間的年平均增速超過10%，幫助數億人擺脫了貧困。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他們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追趕性”發展的特性，因此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當中國還是個低收入國家，那里有很多的高回報投資機會。資本投資創造出了制造業和出口的繁榮，為中國的增長出了大力。報酬遞減法則告訴我們，伴隨資本不斷涌入一個國家，位置最低的果子被陸續摘走，投資也會不斷減少。可是，盡管紙面上的政策也在鼓勵經濟從投資導向型向著消費導向型轉變，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北京依然選擇了刺激更多投資，以一輪基礎設施繁榮來幫助推動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增長。去年，固定資產投資依然占據了中國產出的近半壁江山，這樣的刺激計劃雖然會提升增長率，但是同時也在客觀上延遲了重要而必要的轉型。

轉型的最大障礙其實是在政治上。盡管中國的政策制定是高度集中，由北京的領導人們掌控一切的，但是政策的貫徹事實卻是高度分散的。從許多角度看來，中國的政治制度都有著準聯邦制的味道。大多數政策的事實，一級大多數服務的提供，都依賴地方政府——從省到市，乃至到村一級 。盡管中央政府收取了大部分的稅收，但是地方政府卻需要提供95%到99%的衛生、教育和安全保障服務。盡管本質上說來，紐約州也在為密西西比州提供類似的補貼，但是中國各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其變異程度還要大大超過美國。地方領導人需要依靠當地的企業界來確保本地的就業和穩定。當北京力倡經濟轉型，強調從制造轉向消費時，地方政府卻只能看到工廠關門，居民失業和資源流失。在這一切之上還存在著不公開的政治文化，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要公開地平衡各種彼此矛盾的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結構性改革的困難和阻力可想而知。

不過，如果中國能夠成功地克服政治障礙，將轉型真正在整個機制當中貫徹下去，這個國家就能夠以更有力的身份參與到更加優質的產品與服務的全球市場當中。中國人正在迅速變得越來越富有，教育水平越來越高，“中國夢”激發了人數不斷增加，影響力日益擴大的中產階層的活力。中國中產階層的人數目前雖然只有全民的四分之一，但已經與美國的總人口相當。這是一個巨大的，不斷膨脹的市場，他們持續消費的很快就將超越國內商品的范疇，擴展到發達國家的商品和服務當中，而許多國外的品牌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機會，并且在采取行動了。

不過，發達國家想要真的享受到中國不斷興起的中產階層帶來的好處，或許還需要再耐心等待一段時間。轉為消費導向型經濟體，對于中國而言，在經濟上是高度復雜的，在政治上也是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難的。這樣一種轉型之下，中國很可能需要經歷很長時間的較低增長速度。盡管金融危機以來，整個世界長時間內都一直在依賴中國經濟推動全球增長，但是在中國經濟的轉型中，國際社會卻真的沒有辦法幫助加快這一進程。好在，各發達經濟體多數都已經迎來或者即將迎來適度的復蘇，也讓大家有了一定的空間去適應中國主席習近平所謂的“新常態”。如果美國、日本和歐洲能夠致力于解決那些自身繁榮的最大威脅——比如收入不均和工資增長乏力等——全球經濟就能夠更充分地做好準備，迎接從中國新一代中產消費者身上獲益的明天。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中國領導人帶我們走到那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