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興市場正在經歷自由落體,發達國家也在積極應對。股市受挫、新興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讓許多投資者想起了1997年和1998年間重創亞洲的金融危機。
目前新興市場正在經歷自由落體,發達國家也在積極應對。股市受挫、新興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讓許多投資者想起了1997年和1998年間重創亞洲的金融危機。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以及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已經影響到投資者的信心。就目前的數據來看,短期全球經濟的內在支撐并沒有被打破,仍然存在自我穩定機制。
中中國目前的經濟體量之大,對國際資本市場而言,已經到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步,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在底部盤亙已久,無論是治理結構,還是成長驅動力,均缺乏核心力量的當前,在全球市場本來對美元加息預期惶惶不安的8月份,中國8月11日人民幣中間價突然一次性主動貶值1.87%,這立刻擊中了各國敏感的神經,造成了全球對中國經濟復蘇預期的恐慌。
隨之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暴跌,新興市場貨幣主動貶值,對全球資本市場造成加速下行沖擊,全球股市相繼進入下跌態勢, 8月對全球股市而言是一個難熬的月份。
美國股市長達六年上漲的火熱行情一直延續到今年夏季,但在8月也終于“扛不住了”,道指累計下跌6.1%,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累計下跌超過6%。歐洲股市也沒有躲過下跌命運,截至8月30日英國富時100指數下跌超過6%,德國股市DAX指數下跌近10%,法國CAC40指數也下跌超過8%。
亞洲市場數據顯示,8月份日本股市日經225指數累計下跌8.2%,韓國股市綜合指數下跌超過4%,馬來西亞和印尼股市下跌超過6%。
而中國股市跌幅最大,8月累計下跌11.5%,截止目前已經回吐了2015年來的全部漲幅。
股市大跌、貨幣貶值,這些現象都疑似“97金融風暴”。1973、1987、2001年的股市崩盤、1980年的美國衰退、1994年的債市危機、2008年的次級債危機……全球金融危機似乎存在“七年之癢”。很多投資這都關心,是不是新一輪危機即將爆發?
1997年金融危機:外部依賴型經濟+外債過高+固定匯率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發端于泰國,泰銖遭受攻擊被迫大幅貶值。不久,這場風暴席卷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中國香港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快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
導致這次危機的首要原因在于,新馬泰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其經濟內生性不足,過于依賴外部環境,從而面對外部沖擊也變得極其脆弱。
其次,外債結構的不合理是關鍵內在原因。面對國際游資的炒作,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參與外匯市場,導致外債的增加。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即不可避免的了。
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是直接誘因。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無論外匯儲備是否充足政府都有義務維持匯率的穩定,并且1992年泰國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得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而泰國本身并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這就為外國對沖基金狙擊泰銖提供了條件。
目前新興市場正在經歷自由落體,發達國家也在積極應對。股市受挫、新興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讓許多投資者想起了1997年和1998年間重創亞洲的金融危機。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以及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已經影響到投資者的信心。
表象相似、實質迥異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新興市場股市跌幅巨大,發達國家股市所受的影響并不大,美國三大股指道瓊斯、標普、納斯達克以及英國、德國股票估值在危機期間小幅回撤,整體呈現趨勢性上漲。中國股市在危機期間有所調整,但并未進入到趨勢性熊市,后續隨著1999年經濟觸底,企業業績創出新高,走出一輪牛市。
而對比當前:由于美聯儲加息臨近,以及投資者對中國救市擔憂的增加,新興市場股市創3年多來最大單月跌幅,亞洲股市全面受挫,甚至表現強勁的歐美都出現下挫。然而,亞洲主要國家股市,以及美歐股市,受到短暫沖擊性回落后略有反彈,并在8月份接下來的時間逐漸平穩。
就目前的數據來看,短期全球經濟的內在支撐并沒有被打破,仍然存在自我穩定機制。根據8月份的短期數據來看,在沒有外力沖擊的情況下,利空消息出清,市場消化吸收后,市場會可能會重新進入新的平衡狀態。
97年危機期間,美元、英鎊較強,危機期間持續上漲,具有避險屬性,另外英美經濟強勁,新興市場在危機期間貨幣大幅度貶值,韓國、印尼、泰國、越南、巴西等貶值嚴重。
近期各國匯率也爭相貶值,不同的是中國這次更加被動。中國在1994年1月實施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人民幣匯率一次性大幅貶值50%(5.8068至8.7),此后三年內僅緩慢升值4.6%;同時中國在外貿方面的競爭力逐年上升,從后續出口情況看,中國的出口爆發式增長,迅速趕超韓國、日本和臺灣(94-97年中、韓、日、臺出口平均增速為19.4%、13.9%、6.2%、10.3%)。當時,是中國匯率提前貶值,并且競爭力上升、逐步替代先發優勢國家。
而這次基本相反。在2015年的這次次貶值之前,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已相對人民幣出現3-4個月的大幅貶值(幅度11%左右);而人民幣貶值后短短的一周時間,其他貨幣又迅速跟進,相對于人民幣再貶值1-2%(巴西雷亞爾、盧布、林吉特、印尼盧比、泰銖等)。此刻中國出口增速放緩,越南出口增速(5-7月平均增速 12.8%)已持續高于中國(5-7月平均-3.1%),而墨西哥(5-7月平均-3.8%)、馬來西亞(5-7月平均-0.9%)等國也在努力追趕,同時這些國家的匯率貶值幅度更大。
1997年危機爆發起因不復存在
1997年背景下,泰國出口產品單一,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人力成本上升使得經常項目赤字,成為此次危機的導火索。再加上資本項目放開卻錯配固定匯率制度,使得國內貨幣政策失效。于是,索羅斯的攻擊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即“外部依賴型經濟+外債過高+固定匯率”的危機要素組合。
危機發生的時序為:外債上升、出口惡化、增長回落→股市下跌→匯率貶值→房價下跌→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然后傳到至亞洲等其他類似國家。
然而,與之對比,當前的經濟形勢并沒有那么糟糕。
債務情況:本輪形勢中,新興市場的外債負債率還是不容小覷。根據萬得數據和德晟資本的研究資料,當前馬來西亞外債占國內GDP的比值在60%以上,印度90%,巴西77%,南非183%,俄羅斯更是高達341%。從短期外債比例看,短期外債約占馬來西亞外債總額的50%,其他亞洲國家地區的這一比例不到三分之一。中國外債的GDP占比只有12%,在新興市場國家中還是較為健康的。經常賬戶方面,大部分新興國家都是盈余;只有印度和印尼出現小規模赤字,但均不超過GDP的2.5%。
外匯儲備情況:當前新興國家的外匯儲備與短期債務之比與97年金融危機時相比提高了3到5倍。同樣,外匯儲備規模相對于進口總值也有所提高,大概覆蓋15個月的進口。此外,新興市場貨幣過去兩年內一直在調整以保持匯率彈性,避免了外匯儲備的過度消耗。因而,即使新興國家外債高企,但外匯更加充足,匯率更加彈性,短期內還是有能力抵御外來沖擊。
外部因素方面,美國這次實際利率的調整幅度和速度可能會更慢、更低,由于此前各國已有預期并相應調整,因而預計美國利率調整對全球經濟不會造成沖擊性影響;歐洲市場方面,1996-1997年,歐洲收緊貨幣政策,但此輪周期歐洲正在實施量化寬松,實際利率維持在負值區間;亞洲市場方面,1996年,金融危機前一年,除日本外的亞洲GDP占全球名義GDP的9.8%,現在則是21.8%,在這種背景下,亞洲經濟放緩將影響到發達市場,會對美國貨幣收緊步伐構成挑戰。
和上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時期相比,亞洲國家的基本面總體改善,外匯充足,匯率彈性,雖然一些國家外債累累,但短期不可能出現整體性外儲急劇縮減的危險。
國內經濟通縮壓力隱現
具體看中國的經濟情況。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同比增速在逐月下降,已經從2015年2月份的13.5%降到7月份的11.2%,而與此同時財政支出增長速度一路上揚。從支出到投資完成中間的傳導路徑阻滯嚴重,且有效性較差。主要產業投資同比增速均出現明顯下滑,尤其是房地產行業投資同比出現大幅下降。
今年第三季度以來經濟有再度轉弱的趨勢?;久鎸τ诠墒械闹瘟α吭俣葴p弱,反過來低迷的股市行情,由于缺少賺錢效應,市場估值中樞可能進一步下降。當然,其他一些非經濟性的因素也會對股市造成負面影響,包括傳統產業繼續加大結構調整、京津冀加大治理空氣污染力度主動停產、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等原因。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一些積極的變化,例如高新技術制造業繼續保持了穩步增長,該行業最新的PMI為52.2%;此外,自2014年5月以來消費品相關行業持續保持了擴張態勢,PMI始終位于臨界點上方,8月增速為54.6%,回升速度有所加快。
2015年7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數據顯示,CPI環比上漲0.31%,同比上漲1.65%,大幅低于約3%左右的2015年CPI目標;PPI環比下降0.68%,同比下降5.37%。
我們認為,從消費品價格運行趨勢看,雖然消費品供給方有主動降價獲取盈利的動力,但經濟低迷導致的需求下降更直接地影響了消費品價格運行的方向。其次,工業品價格已是延續4年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并且絕對價格水平仍然呈現走低態勢,表明經濟運行中的總需求水平依然較弱。更多反映需求前景的PPI持續低迷,表明通縮壓力已隱約走上前臺。
趨勢:經濟換擋、改革加速、創新轉型
事實上,本輪牛市的虛高顯現目前經濟的脫實向虛,當前關鍵是重新回歸到實體經濟當中,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支撐點,繼續調整優化結構,同時需要結合結構性寬松的定向支持護航。
“新常態”是在保持我國經濟穩定的同時要實現轉型。目前第一產業已經平穩,第二產業略有萎縮,對于推動經濟增長已經乏力,轉變的時機已經到來。第三產業占比已經達到52%,經濟增長主力發生變化,由工業為主導的驅動、轉為消費服務為主導的拉動。然而,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需要將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控制在一定規模,使得其能夠匹配第一第二產業的需求和支撐。
因而,在外需和經濟內生動力不足的背景下,經濟動能想要更確定、更扎實地企穩,經濟增長速度必然讓位于結構調整,甚至將會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形態。
危險與機遇往往在一線之間。中長期來看,我們相信決策層有智慧也有能力避免系統性風險,預計今年底或明年初財政沖擊的影響很可能會基本上消化完,市場逐漸恢復平靜,經濟會重新恢復到一個增長的軌道上,在經濟換擋、改革加速、創新轉型大趨勢下,中國經濟將步入更為健康持續的企穩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