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唯一的出路是推進改革】吳敬璉稱，過去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存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唯一的出路是推進改革，通過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礙。

10月25日上午，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成立十周年慶典暨學術研究會在清華大學舉行。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CIDEG學術委員會聯席主席吳敬璉作了題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主題演講。

吳敬璉說，中國經濟增長從2011年開始進入下行通道。與此同時，需求不振，出口增長緩慢，不少企業經營發生困難。如何穩定增長和克服困難，成為朝野關心的重大問題。近年來，從各種意見、分析的框架，到實際的政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意見，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兩種分析的框架和由這兩種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引出的不同方略和對策。

吳敬璉繼續解釋說，一種是從需求側去進行分析，就是“三駕馬車”的分析方法，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走入了一個下行通道的原因是因為需求乏力。這種分析方法源自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

但吳敬璉認為，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方法，去研究中國的長期增長的問題，存在很大問題。

從實際表現來看，中國用這種方法來應對GDP增速下降已有很長時間，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在2009年采取了非常強的刺激政策，想拉升經濟增長速度。2009年到2010年只在很短的時期，把這個經濟增長速度從年增長6%左右拉伸到8%以上，甚至到了10%，但是很短暫，到了2010年年末就開始進入了下行的通道，從2010年到現在，幾乎每年或者隔一年就會采用這個強刺激的方法希望拉升經濟增長。

吳敬璉分析說，這樣做產生了兩個負面的結果，一是投資拉動的效果越來越差。特別是到了最近兩年，這個刺激的作用幾乎等于零；另一個方面，因為過度的投資，使得國民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即所謂杠桿率變得越來越高。

另一種從是供給側的各種因素去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即關注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投資和效率的提高。吳敬璉認為，用這種分析的框架來解釋過去3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高速的增長，是很有說服力的。

他說，依據這種分析，可以得出結論，中國今后要保持持續穩定增長，主要的驅動力量應該是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從主要依靠投資、主要依靠投入資源，轉到主要依靠技術進步、靠效率提高。一句話，就是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

關于經濟模式的轉變，中國已經提出整整二十年。1995年中國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時提出，要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是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在這方面沒有太大的成效。

吳敬璉說，特別是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了投資。所以在“十一五”期間，五年計劃規定了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模式。

但十一五期間，經濟發展模式依然沒有轉變。吳敬璉認為，原因是存在體制性障礙。

吳敬璉稱，過去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存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唯一的出路是推進改革，通過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礙。

在當天的會議上，對于多個領域改革存在的問題，吳敬璉也分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針對簡政放權，他提出，簡政放權要制度化，一方面要很快地把市場進入的清單制定出來；另一方面，要根據李克強總理所說的“法無授權不可行”，制定各級政府的正面清單

針對金融改革，吳敬璉說，金融改革的核心改革進展的不錯，如利率市場化。應該說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取得了決定性的成果，也就是把存款利率上限放開。但在金融市場方面有很多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如證券市場的改革一直進展得非常慢，特別不好的消息就是股災發生以后，顯然看出一些跡象。從審批制改到注冊制的改革似乎要推遲了，這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吳敬璉說，財政改革進展總體可以，但遺留的問題太多，如價格改革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改革，但又是非常關鍵的改革；而國企改革有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論，現在看來還沒有完全解決，一是國企定位，另一個是代表國家來掌握國有資本的機構，是管資本為主，還是要管人、管事、管資產。這些問題需要在今后實踐中去解決，仍有很多難題。此外，自貿區建設還遇到各部門把住自己的權利不放的問題，使得負面清單難以縮短。

吳敬璉說，還有一些改革沒有完全提上日程，或早就提上日程上來但是推進緩慢，比如教育體系改革、法律體系改革等需要向前推進，否則，“提高效率”就很難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