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很多企業家將子承父業視為理所當然，但這并非唯一選項。家族企業是否有能力跨越未來的障礙，決定了家族能否繼續擁有企業；能否保存家族給予企業的無形資產并為其增值，決定了家族是否應該繼續經營。

中國很多企業家將子承父業視為理所當然，但這并非唯一選項。家族企業是否有能力跨越未來的障礙，決定了家族能否繼續擁有企業；能否保存家族給予企業的無形資產并為其增值，決定了家族是否應該繼續經營。

最近三年，財富管理市場出現較多的詞，首先是“家族企業”。三年前很多民營企業家，并不愿意將自己的企業稱為家族企業。但在最近，這一現象發生了變化，很多企業家都在思考改稱自身為家族企業。

第二個詞，就是“財富管理”。財富管理服務的對象多為高凈值或超高凈值群體，很大一部分為中國第一代企業家，財富管理與家族企業密切相關。

根據麥肯錫的研究發現，2010年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其家族企業有1288家，家族企業年銷售額達到10億美元以上。根據麥肯錫預測，到2025年時，該數字會迅速上升到5608家。

在東南亞，這些家族占到企業的80% ~ 90%，而到2025 年，中國家族企業占比或可上升到35%~45%。在中國可將企業分為三類，即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其中，民營企業又可分為家族企業和非家族企業，家族企業有747 家，在民營企業中占比將近50%，而這也正是財富管理的藍海所在。

企業傳承舉步維艱？

“家族傳承”說起來似乎很容易，無非是將企業移交下一代，但在實際傳承過程中，面臨著大量財富的損失。

香港中文大學范博宏教授，曾對新加坡、臺灣和香港地區，家族企業傳承后對公司市值的影響進行過研究。以香港為例，結果顯示，在傳承前五年到后三年，公司市值下降了80%。將三個地區的企業按照市值加權平均后，發現市值下降了60%。一旦企業沒有傳承好，無論是對家族，還是對持有公司股份的股東而言，都是莫大的財富損失。

另外，對于已經實現傳承和尚未實現傳承的企業，有幾個觀察指標，第一個是企業在過去兩年凈利潤的增長率；第二個是凈資產收益率；第三是動態的市盈率。研究發現，沒有實現接班的企業指標明顯優于已經接班的企業。也就是說，無論是在資本市場的表現，還是經營業績，都表明接班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

為什么艱難？非家族企業內有三類人——股東、企業職工或兼任股東與企業職工。而家族企業同一般企業最大的區別在于，當我們將家族放進去后，原有的三種關系變為七種關系，更為復雜(參考圖一)。但這一切是更為精彩了，還是面對更為嚴峻的挑戰？

一位哈佛教授的理論認為，企業講究的是“法、理、情”，但家是講究“愛”的團體，以“情”為先，接下來才是“法”與“理”。當上市公司一面強調“法、理、情”，一面又需要家庭中的“情、理、法”，中間自然會產生矛盾、沖突與糾結，這就是家族在傳承過程中面臨的復雜性和挑戰性。

其次，家族企業和非家族企業面對不同的時間窗口。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其運營周期短期為兩到三年，中期為五年，長期則是十年。而對于家族企業而言，短期就是一代人，至少為20年，中期是兩代人，長期則為三代人。所以，家族企業掌門人需要做出非常艱難的選擇，即要將企業做大，還是要做強？在這個過程中又能否經得住誘惑？

最后，家族企業和非家族企業的資產類別不同。上市公司只有一類資產——金融類資產；家族企業除金融類資產外，還有智慧資產、人力資產和社會資產等，比一般上市公司更加復雜。

企業在傳承過程中會遇到很多障礙，其中主要分成四類：產權障礙、產業障礙、人力障礙、社會障礙。

產權障礙最容易理解，根據馬爾薩斯定理，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 那么到了下一代就有四個孩子，再下代有八個孩子，如果等權繼承，到了第三代股權就從100%稀釋到原來的八分之一。由此帶來很多問題，如果孩子不在同一屋檐下長大，就會出現世界觀與價值觀的差異，在決策上會產生沖突。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產業障礙、人力障礙。比如社會上看到一些關于“富二代”的負面信息，其一個不良嗜好就可能毀滅一個企業。而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推出的遺產稅和政府稅， 對所有超高凈值人士或家族企業家而言，都是一枚“定時炸彈”。

子承父業不是唯一選項

以上是家族企業和非家族企業之間的區別。那么一個企業的目標是什么？是積累財富或追逐個人享受的載體，還是精神和價值觀的載體？如果是后者，會發現家族企業的目標，不是單單實現股東價值或財富最大化，除了創造財富之外，還有其它幾個維度，即家庭幸福、社會和諧和基業常青。所以家族企業的目標是多重的，而非單一的。

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為此需要一套理論框架，可以將家族企業的權利分為兩類：所有權(或擁有權)和經營權。所有權和經營權并不一定是合一的，即使一開始是合一的，隨著企業壯大也會自然分開。

那么，家族企業的接班模式，就可以按照這兩項權利來進行兩大維度上的區分：

第一個維度是觀察家族企業能否有足夠的能力跨越未來的障礙，決定了家族能否繼續擁有企業；能否保存家族給予企業的無形資產并為其增值，決定了家族是否應該繼續經營企業。接班過程中的障礙越大，表明越要家族持有，如果障礙不多，那么可以進行分散型持有。

第二個維度是看該家族是否有特殊的資產。即企業離開掌門人到了別人手中，企業價值是否會隨之貶值無法成為家族特有資產。家族企業中此類特殊資產越多，這個家族就應該繼續經營；如果企業該類特殊資產比較少，就應該考慮引入職業經理人。

將這兩個維度放在圖上，就有比較直觀的了解(參考圖二).

根據這兩個維度，可以將企業接班模式分成四種情況：其一，子承父業，中國很多企業家將子承父業視為理所當然，但這并不是唯一選項；其二，家族控股、非家族經營；其三，非家族控股、非家族經營；最后，非家族控股、家族經營。

由此產生四種可能性：即第一種情況，子女從父輩那里接過股權，擁有權和經營權，繼續經營父輩產業，企業就實現了所謂家族內部的傳承，企業治理模式停留在父輩階段。

第二種情況，家族繼承股權，但是子女只是作為負責任的股東和企業利益的受益者，因為企業家和股東有本質區別，股東往往追求價值洼地，而企業家更多追求工匠精神。所以企業在創辦和退休之后交由職業經理人管理，治理模式就變為家族所有、職業管理。

第三種情況，家族通過上市逐漸稀釋股權，轉成小股東，交出所有權，但是家族成員仍然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它的治理模式就是向外部所有。

第四種情況，就是家族放棄企業經營權和所有權，徹底退出，讓企業成為公眾公司。以上就是傳承的四種模式。

企業到底是誰的？

國際上有上文提到的四種模式的經典案例。例如，紐約時報是典型的子承父業模式，因其秉承的是“新聞的中立”，如果引入職業經理人，就可能犧牲這一原則，所以其維持了家族控股與經營；而宜家是以家族控股、職業經理人來經營的最好例子；家族放棄控股但進行企業管理的是豐田公司，一直以來，雖然家族成員在企業僅持有2% 的股份，但豐田家族對豐田汽車乃至豐田集團都有重大影響力；迪士尼如今完全成為一家公眾公司，除了名字以外，迪士尼家族既不參與經營，也沒有對企業絕對控股。

所以，針對這四種傳承模式，對于培養下一代的方式也不同。子承父業，關鍵在于對家族的治理和家族繼承人的培養；如果家族只是接手所有權，經營權交給專業人士，最重要的是公司治理、職業經理團隊的培養，對于子女的要求，則在于做負責任的股東；如果放棄所有權，但家族仍要經營企業，最重要是家族治理、培養繼承人，以及對退出股權換來的現金進行資產或財富管理；最后，如果家族完全退出企業，那么最重要的將是財富管理。

有人說：“企業不是從父母那里繼承而來的，而是從子女手中借來的。”那么，企業到底是誰的？我們可以對此進行延伸，即企業是從社會中借來的，企業創造財富之后，如何來分配財富，這一點很重要。

財富市場需正視回報

對于財富管理市場而言，大量的服務對象可能會出現在第三、第四類的傳承模式中。財富管理市場上，可將高凈值人士分為三類，即財富在100萬~300萬美元的百萬富翁；500萬~ 3000萬美元的中等百萬富翁，此外還有3000萬美元以上的人群。中國的財富在過去30年中實現了迅速的積累。按照人數來看，從2008年~2013年年復合增長率為12.4%，中國百萬富翁人口占亞太地區的17.8% ；按照財富量來看，中國的比例上升到20%。整個亞太地區的財富體量為14.2萬億美元，中國占有20%，而市場現在所觸及到的僅僅是很少的一部分。

而這些高凈值人士又是如何實現資產配置的？數據顯示，有13.5%的比例配置在結構性產品、衍生品產品、大宗商品、私募股權、對沖基金等另類投資上；固定收益類占比17.2%；股票投資占比26.5%；現金及其等價物占比23.3% ；房地產占比19.5%。以上是超高凈值人群的資產分布情況。很明顯，中國的超高凈值人士對房地產的配置過高，而對國內資產配置也遠高于對國外資產的配置。

在另類投資中，其中12%是運動投資；17.2%是藝術品投資；19.6%是奢侈品收藏；28.4%是珠寶首飾；還有22.8%是其它收藏品。中國過去幾年的投資回報是并不合理的，因為有了“剛性兌付”以后，在嚴重的道德風險下出現了市場扭曲。那么合理的投資回報是什么？

根據美國1926年~2010年近80年的投資回報顯示，如果投資藍籌股，平均回報在10% 左右；如果投資在高增長的小盤股，回報率是在12% ；投資長期國債回報率是5.5%、中期國債為5.4%、短期國債為3.6%。過去80年，美國年均通脹是3.6%，扣除通脹以后的真實回報率由此可見。沒有風險的10%的回報是不可持續的，最后一定會有人買單。

此外，美國房地產的回報率只有7% ；商品交易6.9% ；對沖基金的年化回報率也不過12.2%，比中國的理財產品還要低。另外，PE/VC 的回報率只有12.5%，對于50%的回報要求，可以說是天方夜譚，也只有旁氏騙局才有可能帶來如此高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