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收入增速下滑 全面減稅能否繼續推廣？】走過全面深化改革的2015年，“六稅一法”的靴子終究要在“十三五”落地。在中國改革轉向供給側需求的當下，2016年順理成章成為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中國經營報)

走過全面深化改革的2015年，“六稅一法”的靴子終究要在“十三五”落地。在中國改革轉向供給側需求的當下，2016年順理成章成為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

作為財稅改革風向標的財政部，選擇在2015年收官之際召開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不同以往的是，今年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更強調要加大財稅、金融、國企、社保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指出，新常態下，經濟運行存在的問題有深刻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原因，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結構調整，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核心，促進發展動力順利轉換。

在此背景下，2016年的稅制改革在圍繞供給側展開的同時，“六稅一法”也將有更具體的改革內容，特別是“十二五”期間尚未完成的營改增，市場預測會成為供給側改革中一項重點內容。

改革遺留

稅制改革“十二五”收官之戰美中不足，營改增的推遲足見改革進入深水區后的艱難博弈。據悉，根據“十二五”規劃，“營改增”本應在2015年完成，并就此退出歷史舞臺。但卻因個中緣由，這一計劃或將推遲到2016年。

對此，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表示，在稅制改革中，目前只有增值稅一個稅種在具體實施層面有實質性進展，其他大多沒有推進到實踐層面，有的還處在方案論證和研究階段。“改革的目標是要增加直接稅比重，降低間接稅，建立科學合理的稅制結構是必然趨勢。”

2015年12月28日，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樓繼偉則表示，下一步營改增逐步擴大到全國范圍的交通運輸業、電信業、郵政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消費稅、資源稅、個稅改革穩步推進。

一直以來，營改增在“六稅一法”改革中是第一個被認為會在2015年實現完美收官的稅種。之所以得到這么高的關注度，一方面在于中國稅制結構的科學化進程，營業稅在合適時間要退出歷史舞臺的規律不可更改；另一方面是中國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營改增作為一項減稅措施真正實現了企業減負作用，其減稅效果明顯。

國家稅務總局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國營改增試點納稅人共計410萬戶，全年有超過95%的試點納稅人因稅制轉換帶來稅負不同程度的下降，合計減稅規模達1918億元。而2013年，全國減稅總額為1402億元，其中95%的試點企業實現減負或稅負無變化。

對于企業的減稅效果，高培勇認為，如果“營改增”能夠按計劃全面完成，再進一步實行增值稅稅率減并調整，減稅額度會提高到9000億元，甚至1萬億元。

然而，一個不可忽略的矛盾是經濟下行壓力下，財政收入增速下滑，全面減稅能否繼續推廣？

財政部數據顯示，2015年1~11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39935億元，比2014年同期增長8%，同口徑增長5.7%。全國、中央、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口徑增幅分別比2014年同期有所回落。

財政部相關人員解釋稱，主要受投資和工業生產增速放緩、一般貿易進口大幅下降、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持續下降以及加大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力度等因素影響。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斌分析，目前看財政部對營改增改革的推進腳步并沒有暫停，只不過要綜合考慮財政收入增速下降的因素，需要對這些情況進行權衡，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改革的推進進度。

供給側調整

財政收入增速下滑的影響對未來稅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引起了各界重視。

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樓繼偉表示，2016年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財政工作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要加大財稅、金融、國企、社保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

在稅制方面，樓繼偉表示，要將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納入試點范圍，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積極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完善消費稅制度，調整部分品目征稅范圍、征收環節和稅率。

全面實施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清理相關收費基金。在部分地區開展水資源費改稅試點，加快推進環境保護稅立法。積極做好耕地占用稅立法工作，完善地方稅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財政會議召開之前，中辦對稅制改革涉及到征收難題也出臺了一攬子配套措施。

2015年12月24日，中辦、國辦印發的《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正式向社會公布，我國稅收征管體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這份改革方案在問題導向下，共提出6大類30多項具體舉措。根據方案內容，直接稅比重逐步提高，包括自然人納稅人數量多、管理難的趨勢，從法律框架、制度設計、征管方式、技術支撐、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內容構建對自然人稅收管理體系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透露，目前稅務總局已專門成立了督促落實領導小組，將分步有序推進改革。按照2016年上半年開展局部試點、2016年下半年擴大試點、2017年主要措施基本落實、2018年至2020年全面提升的部署安排，穩步推進。

在財政工作會議上，樓繼偉也表示，新常態下，經濟運行存在的問題有深刻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原因，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結構調整，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核心，促進發展動力順利轉換。

對此，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表示，按照“新常態”概念看，經濟運行中“新”顯然已明朗化，但是“常”還沒有實現，怎么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需要建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

在賈康看來，當前我們需要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著力改善供給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特別是通過改進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構建、塑造和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創新新供給

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后，決策層已明確表述了“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和“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的指導方針。

然而從供給側改革提出到如今各界的熱議，“供給側改革”表現出簡單化、表面化的觀念卻不是中央所提倡的。

對此，賈康認為，研究新供給經濟學決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要面對挑戰有感而發。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宏觀調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實踐主要是在需求管理框架下進行的，表現出巨大的進步和頗多的成績。不過，隨著近年來的矛盾積累和凸顯，其局限性也在日益凸顯，面臨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臺階，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等人際關系制約，如何平衡這些關系，是改革下一步需要面對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賈康認為，再復制推出“四萬億2.0版”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提出一種比較高水平的理性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要求，領導層更明確宣示了對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升“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是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給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和以創新驅動結構優化解除供給抑制釋放潛能的系統工程。

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支撐全面改革，包括墊付必要的轉軌成本是勢在必行。

賈康認為，在區域協調發展、國防建設等方面，中央需要投入可觀的供給側要素，在堅持適當擴張需求的同時要清晰地在供給側發力，有所區別地對“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深化改革等問題，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進機制創新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