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新常態的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適應新常態，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消除制約經濟增長潛力深度挖掘、增長動力順利轉換和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的體制機制障礙，釋放新的改革紅利，為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經濟結構更加優化、發展前景更加穩定提供制度保障。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適應新常態，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消除制約經濟增長潛力深度挖掘、增長動力順利轉換和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的體制機制障礙，釋放新的改革紅利，為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經濟結構更加優化、發展前景更加穩定提供制度保障。

行政管理體制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組成部分。新常態下，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以市場為導向、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深化簡政放權為基礎、創新行政管理方式為途徑，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努力激發市場活力、促進公平正義，為保持合意經濟增長速度、實現經濟增長動力順利轉換、加快優化經濟結構保駕護航。

深入推進簡政放權

簡政放權是迄今為止本屆政府推進力度最大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務院大力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等事項，改革工商登記制度，簡政放權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有效提振了市場信心，激發了社會投資創業的積極性。新常態下，深入推進簡政放權，要結合當前投資體制和行政審批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突出改革的法制化、規范化，同時加強問責和監督。

一是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是實現職能轉變的關鍵環節。加快實施以并聯審批和網上核準為主要特點的新型項目核準制，建立縱橫聯動協管的投資監管機制。逐步推行負面清單管理，按照“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政府列出禁止和限制進入的行業、領域、業務等清單，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自由進入清單之外的領域。同時，通過擴大特許經營、推行政府購買服務、開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健全公共領域價格形成機制、完善建設運營稅費優惠政策等多種途徑，提高民營企業投資的積極性。

二是深入推進放權改革。加快向市場和企業放權，最大限度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加快從競爭性領域以及能夠引進市場機制和社會力量的公共服務領域退出，政府不再直接投資辦企業，不再直接干預市場運行和企業經營。加快向社會放權，將行業規范制定、資質認定、行業技術標準制定等職能轉移給具有資質條件的社會組織，減少政府對社會組織的具體干預，給予社會組織管理層的產生、活動內容、資金使用等更大權限。加快向地方政府和基層放權，將更多的審批和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下放給地方政府；在逐步推進社區自治基礎上，賦予城鎮社區更多的人事、財務、管理權利；按照方便農民、便于監管的原則，將部分行政事務和社會管理權限下放到鎮級政府。

創新行政管理方式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行政管理應圍繞解決權力部門化利益化、運轉效率不高、公開透明程度不夠、監督不力等問題，加快推行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科學配置和依法規范各部門職責權限，制定權力清單，公開權力目錄和運行流程，量化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標準，推進權力運行程序化和公開透明化。對于公眾關注度高的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領域，建立責任清單制度，明確職責關系和履職界限，落實主體責任，堅決消除“模糊地帶”。

行政管理和服務方式變革的方向，是從權力導向向規則導向轉變，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從注重權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導轉變。新常態下提高行政管理效能，必須加快建立決策、執行、監督制衡機制，完善科學決策機制，實行重大行政決策咨詢制度，決策前廣泛辯論、咨詢、公示、聽證，決策后科學評估、修正；通過調整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建立“管理”與“監督”分開的體制，管理機構與監督機構分設，管理人員與監督人員分立，提高監管獨立性。更多運用市場化管理手段和經濟調節方式，對經濟主體的管理從工程項目審批為主向以外部性管理為主轉變，對社會主體的管理從單純事件管理向誠信管理為主、誠信管理和事件管理相結合轉變，管理工具從運用行政手段為主向運用法律手段為主轉變。

完善政績考核體制

科學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正確的干部行為導向機制，是推進轉變政府職能的有效手段。新常態下，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應切實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對限制開發區域和生態脆弱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取消地區生產總值考核。完善績效評估機制和方法，建立政府績效評估公共參與機制，探索建立獨立的第三方機構評估制度。注重績效評估結果的運用，建立績效評估結果公示制度和反饋調整機制，引入責任追究和領導引咎辭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