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既著眼中國城鄉發展大局的總體重構，也是國家城市化已有理念、政策、戰略、規劃的集大成。

“有過咒罵，有過悲傷，有過贊美，有過榮光。大?！兓玫纳睿睢獩坝康暮Ｑ蟆！?7年前，差不多和第二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同時，朦朧詩人舒婷發表了這首《致大?！?，直覺感受到未來生活將發生巨變。可以斷言，她當時絕對想不到，在此起彼伏的“咒罵”“悲傷”和“贊美”“榮光”中，“鄉土中國”已變為“城市中國”。

中國自古是詩的國度，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從詩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37年后召開的第三次，同時也是“升格”了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

第一句詩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新中國的城市化，主要經歷了前30年的“政治型城市化”和后30年的“經濟型城市化”，兩者均有成敗和得失。政治型城市化最大的“成”，是成就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是后來一切事業和奮斗的基礎和母體。最大的“敗”是“政治”壓抑了“經濟”。

經濟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目前我國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順利抵擋了全球金融危機，極大地提升了綜合國力和城市競爭力。最大的“失”是現代工業損耗和污染了大自然，現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嚴重沖擊了傳統的文化價值和社會秩序。

它們造成的共同問題是“不協調”和“不均衡”，既制約了城市創新和綠色發展，也影響著城市的開放和共享發展。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尊重城市發展的規律”，一方面針對“經濟型城市化”的后遺癥——“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的矛盾，強調了順應城市發展“自然歷史進程”的解決機制；另一方面明確了“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直接回應了在當下不時回潮的“以小城鎮為中心”“逆城市化”及“丑化城市美化鄉村”等錯誤認識和倒退思潮，揭示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必定是以城市化為基本內涵的現代化進程。

第二句詩是“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城市中國”已蔚然可觀。

盡管這37年沒開全國城市工作會議，但以2013年中央首個城鎮化工作會議、2014年首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發布等代表，各種貼著中央、國務院等“紅頭”的會議和文件表明，全國性的城市政策政令頒布、資源資金配置、工作部署和推進，實際上一直高頻率、快節奏、目不暇接地推進著。如全局性和綜合性的《主體功能區規劃》和“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國家區域戰略，也包括新農村建設、建設美麗鄉村、保護傳統村落、歷史文化名鎮保護、農村建設規劃編制等。

此次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既是著眼于對中國城鄉發展大局的總體重構，也是對國家城市化已有理念、政策、戰略、規劃的集大成。

這集中體現在會議從“城市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出發，以“五大層面與領域”和“十五大因素與關系”為主體形態，首次為新型城鎮化描繪出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的基本構架：一是在“城市工作”上“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二是在“系統性”上“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三是在“發展持續性”上“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四是在“宜居性”上“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五是在“積極性”上“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

按照“系統大于部分之和”的基本原理，這可以說是為應對目前日趨嚴重的“城市病”和“城鄉不協調”問題，提供了完整解決方案。

第三句詩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和古人在相對封閉有限的空間中有本質不同，由于我們在生產生活中獲得的感覺、經驗、數據、材料和案例只是“一大堆”素材，用什么方法去觀察，用什么理論去分析，用什么標準去評價，往往會得出很不相同的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在城鄉建設及相關領域，我們引進了大量的西方理論、方法和標準，對此比較客觀的評價是“毀譽參半”。其“功”在于極大地促進了現代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觀念變革和現代化，其“過”則在于由此形成了對西方的理論依賴、方法依賴和價值依賴。如城鄉規劃中普遍存在的“千城一面”和“去中國化”，就和西方這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大的“外腦”密切相關。

西方城市理論與方法的主要問題，一是對中國“了解窄”，他們一般比較了解“北上廣”，且主要是通過文獻和媒體，對廣大中西部地區的了解卻非常有限；二是“了解淺”，他們比較了解中國現代一百年的情況，而對幾千年來形成、積淀深厚、結構復雜的中國社會土壤所知不多。

這是很多西方理論在西方講得通、行得通，但在中國實踐中卻往往變形、變質、適得其反的根源。例如，交通治理、垃圾分類等，在西方城市很成功的經驗、技術和機制，引進中國后，不是無法落地，就是很快“故態復萌”。根本原因在于，一個一億人口國家的城市問題和需求，與一個十億人國家同樣的問題和需求，在形態和機制上的復雜性以及在應對處理時需要組織、動用、管理的資源和人力，是絕對不可以按照1:10這種簡單類比思維來設計和配置的。

“十三五”時期，如何才能通過理論創新擺脫對西方“紙上”理論與方法的崇拜和依賴，同時通過深入到火熱而痛苦的中國現實中，尋找到中國城市化的真理和規律，是決定我們能否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