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表示，2015年中國經濟平穩收官，2016年繼續爬坡—“掛低檔，穩油門”。

統計局數據顯示，初步核算，全年國內生產總值67670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9%(注：創1990年來最低)。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7.0%，二季度增長7.0%，三季度增長6.9%，四季度增長6.8%。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60863億元，比上年增長3.9%；第二產業增加值274278億元，增長6.0%；第三產業增加值341567億元，增長8.3%。從環比看，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6%。

對此，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表示，2015年中國經濟平穩收官，2016年繼續爬坡—“掛低檔，穩油門”。

章俊稱，全年經濟基本達標：統計局公布4季度及全年經濟數據， 4季度GDP同比增速6.8%，比3季度略降0.1個百分點。但環比折年率則從3季度的7.4%下跌至6.56%，反映4季度經濟依然疲弱。在此基礎上，全年經濟增速達6.9%， 符合之前的預測，但略低于年初政府設定的7%的目標。這是自2014年以來連續第二年低于年初國務院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在過去20年中僅有1998年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沖擊而出現經濟增速沒有達標的現象，即便是在2008-09年美國次貸危機席卷全球之際，經濟增長依然維持在8%的目標值之上。由此可見，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所以經歷和面對的“三期疊加”延續時間可能比預想中的要更長，困難程度要更高。此外，2015年GDP名義同比增速僅為6.4%，隱含 GDP平減指數為負值，這也反映了2015年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通縮壓力(更多的反映在上游行業).

章俊指出，2015年固定資產投資全年增速從2014年的15.7%下跌5.7個百分點至10.0%。其中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出現明顯下滑，由于庫存高企及銷售平淡，新開工房屋面積同比增速大幅回落，造成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速從2014年的10.5%大幅跌至1.0%；而國內經濟結構性調整及海外需求周期性疲軟導致部分制造業產能出現嚴重過剩，工業生產增加值同比增速從2014年的8.3%下滑至6.1%，因而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速也從2014年的13.5%回落至8.1%。而固定資產投資三駕馬車中唯一相對穩定的依然是基建投資，2015年全年同比增速17.2%，相比2014年的19.8%僅略低2.6個百分點左右。這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政府希望通過拉動基建投資來對沖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的下滑，從而達到穩增長促改革的目的。

章俊表示，2015年年內國務院發布及部署了一系列政策來鼓勵和刺激消費，希望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并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事實也的確證明消費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器，201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0.7%，略低于2014年的11.9%。除了傳統消費依然穩健之外，隨著居民收入的提高，很多新消費熱點開始涌現成為消費在整個經濟周期下行背景下依然能保持相對平穩的關鍵。 例如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2015年同比增速達31.6%，說明消費習慣和業態也在發生改變。

章俊認為，2016年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之年，改革的推進猶如爬坡，不進則退。通常而言，駕駛員在遇到陡坡的時候會掛低檔以增加扭矩，同時穩住油門保持速度。我們認為政府在今年也需要進行類似的操作，才能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避免硬著陸。具體而言，就是在“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在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同時，也積極穩定需求，避免經濟大起大落。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定下的五大任務的核心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但如果得以落實，對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會造成潛在負面沖擊，因此我們預計經濟增速會在2015年6.9%的基礎上再下一個臺階，至6.5%-6.6%左右。

“對此首先是基于我們對中央對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速定在6.5%的理解。我們認為6.5%是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底線，而非目標。因為(1)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速要維持中高速增長以實現到2020翻一番的目標，以及確保過剩和落后產能出清的過程中就業不出大的問題，從而為經濟轉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的話。(2)中國經濟面臨雙重紅利(人口紅利和全球化紅利)萎縮的挑戰，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和人口拐點到來的時間點過于接近，在人均GDP在1萬美元左右進入人口紅利拐點造成”未富先老“的局面，并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因此維持經濟增長的中高速增長依然是十三五的重要任務。因此在我理解6.5%是底線，而同時隱含的7%的目標。目標不一定要完全達到，但底線是不能突破的。”

其次是基于對具體政策的判斷：我們能預計2016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會維持在10%左右。(1)中央和地方政府會積極推進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包括交通基礎設施中的高鐵，城鐵，地鐵等，以及地下管廊建設。其中鐵路建設總投資規模在十三五可能會到到達到3.8萬億；而地下管廊建設每年能拉動1萬億左右的投資。而為了鼓勵固定資產投資，除了部分產能過剩行業之外，大幅調低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例如鐵路/公路/城市軌交從之前的25%下調為20%；機場/港口從30%下調為25%。(2)鑒于房地產投資是2015年固定資產投資和整體經濟的重要拖累，因此政府會進一步推動房地產去庫存來幫助房地產投資企穩，重點鼓勵合理房地產消費，包括首次購房和改善性需求等。預計房地產投資增速會在2016年由負轉。(3)隨著工業4.0的深入推進，產業升級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制造業投資的企穩，在一定程度上對沖“去產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主要是反映在五大任務中的“補短板”， 也就是“提高企業技術改造投資能力。培育發展新產業，加快技術、產品、業態等創新”(4)消費依然是中國經濟的穩定器，特別是隨著消費升級，很多新消費增長點的出現，有效對沖了經濟下行對傳統消費的拖累。(5)出口的轉型更多是通過國際產能合作來帶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水平，為提升這些國家的工業水平，提高人民收入來創造條件。短期內對國內產能相對過剩的基礎設施和重化工業的消化和轉移有幫助，未來這些國家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也逐漸會成為中國工業制成品和消費品的出口對象。

“積極的財政政策配合穩健的貨幣政策：我們預計2016年可能會有1-2次降息，目的是繼續服務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五大任務中關于‘降成本’的闡述。但鑒于我們判斷美聯儲在去年12月首次加息之后，第二次加息最早會在6月，因此上半年全球經濟相對平穩，因此今年上半年是降息窗口，不對人民幣匯率造成較大沖擊。但我們今年降息的次數相對有限的主要原因還是考慮到美聯儲未來如果連續降息會造成中美利差收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大資本外流和人民幣匯率的壓力。 降準次數可能較多，但主要開始要看資本外流的壓力，因為目前央行降準更多的為了對沖資本外流造成成流動性緊縮的問題。如果美聯儲加息幅度和強度不如預期，資本外流壓力減輕的話，降準的迫切性就不是太高。2016年政策看點很大程度上都在財政政策上，特別是最近財政部提出需要反思‘3%的赤字率和60%的負債率’給了市場更多的想象空間。如果看財政政策，今年上半年由于中央對地方政府地方融資平臺和城投債發行的收緊，的確在客觀上造成了偏緊的財政政策，這也直接造成了固定資產投資資金到位率偏低，增速一路下滑的結果。這種情況在下半年隨著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啟動以及政策性銀行發力而得到了明顯的改善。目前從處在后貨幣寬松時代的全球來看，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國家都有從貨幣寬松向財政寬松轉向的跡象。”章俊說。

章俊認為，2016年中國經濟的風險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就是政策層面的不透明所造成的市場誤讀，例如央行目前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市場的溝通和預期管理不夠充分，從而導致在和美元脫鉤轉向盯住一籃子貨幣的時候，引起市場的大幅波動。雖然2016年中國經濟可能依然相對困難，會繼續停留在L型底部，但只要宏觀政策應對有度，下行風險總體可控。 第二就是來自于美國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以及美聯儲加息節奏，以及歐洲和日本經濟以及貨幣政策的取向。 其中如果包括歐美日為主的發達經濟體復蘇超預期導致貨幣政策集體轉向，那將對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造成重大沖擊，主要體現在資本外流和本幣貶值的壓力加大，以及由此而可能引發的國內資產價格下跌及伴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上升，而這一切都有可能會向實體經濟傳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