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國最不平最悲觀的不是那“占領華爾街”的人，也不是那些“黑人命也是命”運動的參加者，最感憤怒和悲觀的是我們所謂的夾心層美國人。他們是中間階級，年齡不大不小、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打客服電話聽到“說英語請按1”感到憤怒。他們奇怪白人男子成為一句罵人話而不是以一項事實描述。

從那些對他們自己及其子女期望的調查中可見其悲觀情緒，在這兩方面沒有上過大學的白人最覺得黯淡無光，美國白人中間層對美國社會的各種制度很不信任，不僅不信任政府、企業、工會，甚至他們投票的政黨--共和黨都不信任。他們認為羅姆尼、賴安、麥康內爾外墻中干、出爾反爾，不過特朗普出現時，他們向民意調查人員表示，“這就是我要的人”。

他們并不一定是超級保守分子，他們經常根本不從意識形態出發思考問題。但他們覺得對他們這些人來說，過去的生活要好得多，他們想要昔日的那個美國，在其他民主國家，你也聽說過像他們這樣的人。歐洲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紛紛宣揚福利國家、攻擊移民，譴責議會民主制的腐敗，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危險。其中一些黨派還有左的傾向，比如意大利的五星運動；一些立場為中間偏右，比如英國的獨立黨；一些脫胎于新法西斯主義，比如法國的國民陣線。

這些民粹主義黨派想方設法捍衛醫療保健、養老金及其它有利于年長者的福利，讓這些法國人所謂的“既得權力”不受銀行家、沒完沒了要求緊縮開支的技術型官僚的損害，不讓那些提出救濟申請、挑戰習慣性做法的移民染指，抵制使工資和福利降低的全球市場。

在美國，他們倒向共和黨，因為他們擔心民主黨希望剝奪他們的既得權利，再分配給那些新來的收入更低的美國人。他們認為這些人不配均財富。大部分共和黨人擔心公司和富人權力過大。在經濟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刺激之后，主流共和黨人對年收入25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征稅安之若素。但共和黨國會議員的重點不在這些。

2008年，共和黨初選選民追捧阿肯色州前州長赫卡比(Mike Huckabee)。赫卡比說他們希望下一任總統是與他們同甘共苦而不是讓他們丟掉工作的人。但一旦初選結束，這些共和黨人就湮沒無聞。

不過今年大選他們將舉足輕重。他們對資本權力的反抗震動了美國政治，可能將造成長期影響。為了了解形勢的可能發展方向，我們必須首先回顧近況。

不久前很多評論家還擔心美國人失去對政治的興趣。社會學家普特曼(Robert Putnam)哀嘆20世紀下半葉美國人政治參與熱情一落千丈。他預言，隨著二戰后一代人讓位于冷漠的“無名一代”( Gen Xers)，這種趨勢將繼續下去。

不過普特曼的預言并未成真。1996年大選選民投票率不到52%，跌至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2000年大選投票率略有回升，然后2004、2008年大選選民投票率突然飆升，為選民年齡限制降至18歲以來所僅見；2012年又略有下降。選民們對大量重大事件感到激動萬分，如互聯網泡沫、2000年布什-戈爾對決的重新計票、9/11恐怖襲擊、伊拉克戰爭、金融危機、救助和經濟刺激以及奧巴馬醫改的平價醫療法。

普特曼認為美國人拋棄傳統信息來源是對的，但這是因為他們轉向了新的信息來源。先是有線電視新聞、黨派政治紀錄片，然后是博客、赫芬頓郵報之類的新聞集散地，在這之后又是最具決定性的意義的社交媒體。

與20世紀相比，政治在21世紀美國人身份認同中起著越來越中心的作用。如果你的孩子嫁娶支持的政黨與你不一樣的人你會感到不高興嗎？對這一問題1960年只有5%的美國人做肯定回答；2010年，1/3的民主黨選民和一半的共和黨選民會做肯定回答。由于政治認同與種族、宗教、生活方式等其他多方面身份認同重疊，政治認同具有中心地位。在1960年，如果你告訴我你有打獵愛好，我不能從中了解到你的多少政治傾向。然而在今天，這一愛好極有可能說明你忠于共和黨。離婚？在1960年這說明不了多少問題。在今天離婚預示著你是民主黨人--尤其如果你還是女性。

與此同時，過去最重要的區分標志“階級” 已經日益成為黨派內部而非黨派之間的區別。自1984年以來，幾乎每一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初選競選最終都是“紅酒派”和“啤酒派”候選人的對決。前者受到專業人士的歡迎，如哈特(Gary Hart)、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松加斯(Paul Tsongas)、布拉德利(Bill Bradley)和奧巴馬；后者則動員老產業工人階級的殘余力量，如蒙代爾(Walter Mondale)、格普哈特(Dick Gephardt)、比爾-克林頓、戈爾和希拉里-克林頓。共和黨初選同樣是“華爾街”和“主街” 候選人的對決。不過，直到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兩黨都成功保持了充分的階級和平，維持了黨內團結。

至少對共和黨來說，這種情況再也不會存在。

金融危機于2009年夏結束。之后美國經濟不斷增長，但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并未水漲船高。2014年，美國實際家庭月收入中位數仍為將近4000美元，不及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而且遠低于1999年。這個國家已經從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災難中復蘇，但絕大多數人民還是一蹶不振。很多共和黨人與這場復蘇無緣，富裕的共和黨人繼續飛黃騰達。

正是這些悲觀的共和黨人推動了2009年、2010年的“茶黨”運動。他們一般不是追求最小政府的自由主義者。茶黨支持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最新研究發現，“茶黨人士不是從抽象的自由主義市場正統理論角度評判應得權益計劃(entitlement program)，而是想當然地根據受益者是否配享受。‘勞動者’與‘非勞動者’是茶黨意識形態的根本。”

不清楚是否真有茶黨分子曾經高舉要求政府別動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的標語。如果確有其事，此人并非胡言亂語。奧巴馬政府已經對聯邦醫療保險作出改革，希望在2010-2020年的十年間擠出5000億美元給沒有醫療保險的人上保險。不用詳細查閱你就能感覺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很多是非美國人(占20%)，國外出生的甚至更多(占27%).

然而正當共和黨“主街”人士抗議奧巴馬醫改之時，它又拒絕了共和黨捐助人和民選官僚的冷酷意識形態。民意調查顯示，相當一部分共和黨人(將近30%)歡迎對富人征以重稅；只有21%支持削減聯邦醫療保險，17%希望削減社會保障開支；不到1/3的普通共和黨人支持非法移民轉變為美國公民的辦法；相比之下大部分共和黨人支持驅逐出境。

做一個階層，共和黨大金主不愿意看到這樣的情況，依靠他們的政治家們也是如此。茶黨運動后是羅姆尼第一個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他以削減稅收、預算，放松管制、自由貿易等經典的保守主義為競選綱領--全都在加強移民管理方面對基礎選民做了某些讓步。

當然，羅姆尼最終失利，黨內精英對此深感意外和失望，因為直到最后一刻他們都相信羅姆尼會勝出。人們也許認為這一震動會迫使共和黨反思。在過去的六場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已經失敗了四場；另有一場大選盡管普選落敗，卻在選舉人團中勝出。即使成績最好的2004年也只是以50.7%的得票率險勝，為普選有記錄以來連任總統最低得票率。

然而在羅姆尼落敗后幾小時，共和黨金主、演說家和官員極力為自己開脫。問題不在于逐步取消55歲以下美國公民的聯邦醫療保險計劃，也不是不知道如何增加工資、結束數百萬勞動年齡美國人的醫療保險覆蓋，也不是極力頌揚美國人日益懷疑的財富創造和創業精神。問題在于羅姆尼傳遞的綱領有一樣他們無論如何是不會喜歡的：資本資產所有者、技術水平低下勞工的雇主和高薪專業人士通常因為移民來美而獲得經濟利益。他們更有可能享受移民帶來的誘人社會文化成果(如更多琳瑯滿目的食品)，不受沉重負擔(公立學校英語不熟練學生猛增)的影響。支持移民政策的轉變是對階級利益的再次強調，而黨內的階級利益綱領已比比皆是。

幾乎在2013年新一屆國會一召開，參議院共和黨人就對移民問題達成協議。兩黨人士組成的“八人幫” 同意設法讓成千上萬非法移民獲得公民權，大大增加高技術/低技術勞工移民配額。不然的話，共和黨將堅持己見、雙倍下注。沒有轉變就沒有妥協。

新戰略很快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布什為高收入者減稅的政策于2013年到期，共和黨人沒法續期。推動赤字削減最終成為預算自動減支，其中國防預算受到最嚴重影響。“八人幫” 協議未能在眾議院投票表決。共和黨民意支持率一路下滑。他們不是鞏固自己的基礎選民、拉攏西班牙裔選民，而是疏遠基礎選民且結果一無所獲。到2015年中，大部分自認為是共和黨的選民不滿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不滿程度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僅見。

事實上，不滿在2014年夏爆發為共和黨基礎選民的公然反抗。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2號人物坎托(Eric Cantor)成為移民新路線領導人。在弗吉尼亞州第七區的改選中，坎托受到保守派基督徒經濟學教授布拉特(Dave Brat)的挑戰。在奧巴馬第一任總統期間，茶黨分子推翻了在位者，在初選中打敗了從特拉華州到內華達州的各黨寵兒。

坎托不敵布拉特震動了眾議院領袖。移民改革從他們的議事日程中丟下。盧比奧(Marco Rubio)否定了自己的協議。不過國會外的共和黨精英分子并未領會到其中的意思。他們把坎托的失敗看作意外，是一位心系全國的政治家忽視本選區造成的可悲后果。他們繼續充實杰布-布什、盧比奧、沃克(Scott Walker)的金庫，這三人都是保守主義經典派。去年2月，黨內三位最重要的金主--快餐業的普斯德(Andrew Puzder)、醫療業的費爾南德斯(Mike Fernandez)和羅姆尼2012年競選財務委員會主席茨威克(Spencer Zwick)呼吁共和黨推進更加開放的移民政策。

也許杰布-布什團隊把它的籌資戰略稱之為“震懾行動”(shock and awe)并非好主意。也許對伊拉克戰爭的這一說法會喚起令人痛苦的回憶，哪怕共和黨人的回憶也是如此。不過杰布-布什的籌資活動的確令人嘆為觀止。在這2015年第二季度的財務狀況披露中，布什聲稱為正式競選活動籌集了1140萬美元，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另有1.03億美元。這些資金絕大部分是由人數相對較少的富豪提供，只有3%的捐款累計不到200美元；82%為累計2700美元的上限。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近80%累計為2.5萬美元以上，約1/4為100萬美元以上。

然而在美國大選資金籌集歷史上鮮有這樣收效甚微的。2014年12月至2015年9月，杰布-布什在共和黨內的排名從第一位降至第五位。去年9月末到10月中旬，他買下了新罕布什州全部政治宣傳位的60%，大量廣告轟炸工作反而使自己在該州的民意支持率從9%降至8%。

身為佛羅里達州州長，布什進行了減稅和平衡預算。他為難工會、用戶特許學校，同時積極支持放寬移民限制。他這輩子的大事是娶了墨西哥籍妻子科倫巴(Columba Garnica de Gallo)而成為一個拉美女婿。他在家說西班牙語，改宗天主教，和一位古巴裔美國人合伙開公司。他最愛把非法移民說成“愛的行動”( act of love).

布什升級后的保守主義經典綱領使他深受黨內大金主的歡迎。卡爾-羅夫(Karl Rove)稱他是“我們這邊最深刻的思想家”， 美國企業研究所主席布魯克斯(Arthur Brooks)說他是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然而在去年6月15日他正式宣布參選后個把月，他的競選被共和黨基層選民殘酷拒絕。

當然，共和黨大金主垂青的候選人以前也遇到過麻煩。但2016年大選年的反水與之不同。到2015年秋，大部分共和黨人支持從未擔任過民選公職的候選人：特倫普、卡森(Ben Carson)、費奧莉娜(Carly Fiorina)。費奧莉娜的競選綱領也許并沒有那么不同尋常。作為惠普原CEO，她訴諸于同樣具有商業頭腦、2012年可能投票羅姆尼的共和黨人。卡森像赫卡比、桑托勒姆那樣訴諸于宗教同樣保守的共和黨人。新鮮且令人咋舌的是特朗普的平地而起。他拋棄從應得權益開支到外交正策的正統問題，他嘲笑貿易協定，他對艾德森(Sheldon Adelson)和科赫兄弟出言不遜。他斥責大金主--包括自己在內--的競選獻金是厚顏無恥的賄選。特朗普的平步青云是成千上萬共和黨選民對黨內精英集體智慧的果斷否定。

去年6月，特倫普首次宣布角逐共和黨總統大選，在競選宣言中對美國現狀十分悲觀。他說，“我們有18萬億美元債務，除了一大堆問題外別無所有……我們奄奄一息。我們需要錢……我們有很多失敗者、我們有人道德敗壞、我們有人正在出賣這個國家……美國夢已死。”

特倫普的悲觀論調沒有獲得從股市大漲獲益的選民共鳴，但他仍然找到了自己的聽眾。特倫普在共和黨內的支持者一半只有高中或高中以下文憑，19%有大學或大學以上文憑，38%年收入不到5萬美元，只有11%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特朗普的共和黨支持者在意識形態上并不好斗。只有13%表示自己十分保守，19%自稱很溫和。按照共和黨的標準，兩類人的宗教性都不強。

他們與其他共和黨選民相區別的是他們的經濟脆弱性和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特朗普63%的支持者都希望不給非法移民在美出生子女與生俱來的公民權--比例比全部共和黨選民要高10幾個百分點；特朗普的支持者更相信奧巴馬是外國人和危險分子：只有21%承認奧巴馬在美國出生，66%認為他是穆斯林。

特朗普承諾保衛選民的養老金不受本黨緊縮政策的影響。“如果像我這樣的人不把錢輸入給國家，我們的社會保障就無法保障。其他人都想減少輸入，我根本不希望這樣做。我要用富人的錢給國家輸血，我們要拯救社會保障安全網，”特朗普如是說。

特朗普承諾不把選民的孩子們拉入另一場中東戰爭--這一次是敘利亞戰爭。“如果我們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去年10月他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表示，“那也不會在敘利亞開打。”對于那些威脅擊落在敘利亞執行任務的俄羅斯戰機的政治家，特倫普說：“我懶得說他們是鷹派，我說他們是傻瓜。”

特倫普承諾搞一場不受金錢影響的競選：“我們的體制已經分崩離析。我給很多人錢財。在此之前，我是一位商人。我對每個人都給予。他們打電話來我就給。你猜怎么著？當我兩年后、三年后有求于他們時我給他們打電話，他們都愿意幫助我。這種制度已經被破壞。”他尤其承諾保護選民的攻擊不受共和黨移民政策的不利影響。

特朗普已經破壞了被精英垂青的沃克(Scott Walker)競選、重創杰布-布什和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他攪亂了2012年大選后共和黨卷土重來的戰略，成為舉國討論的中心話題。

自從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治已有所改變。老口號空洞無物。桀驁不馴的候選人現在已經不那么荒謬可笑，正統的候選人更容易受攻擊。共和黨金主本計劃在2016年大選中翻身，想不到卻觸發了內部的階級大戰。

對于總統位置的角逐，外部事件和內部黨派政治一樣甚至更加重要。小布什競選團隊認為，小布什最后一刻被翻出1976年醉駕被抓導致2000年大選的普選票數受損。卡特把1980年競選連任失敗歸咎于營救伊朗人質未果。所以什么事都能發生。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什么事都會發生。除了各種意外震動，總統競選取決于經濟、人口構成、意識形態等基本因素。

共和黨大金主面臨的難題是：現在怎么辦？接下來怎么辦？共和黨精英面臨的選擇無一完全一致。但本大選年和今后他們似乎有加倍下注(Double Down)、戰術讓步、真心改革和改變游戲規則四條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