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艷潔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已經很多年。不過，現在這個制造業大國有可能丟掉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據德勤《2016年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要點》報告，美國有望在2020年之前取代中國成為第一名，而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中排第一位的是人才。中國制造業企業普遍反映，當前最缺乏的主要是高技能人才。

與此同時，由于產業結構調整，結構性失業風險將繼續增加，化解產能過剩的經濟行為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結構性失業。11月3日發布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以下簡稱《技能缺口研究》)中預測，“十三五”期間結構性失業人口將增長到1425萬人，失業人群的顯著特點是技能低。

日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加快構建終身職業培訓制度。10月底，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出《關于推進職業培訓包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間，組織開發培訓需求量大的100個左右基本職業培訓包，指導開發100個左右地方(行業)特色職業培訓包。到“十三五”末，力爭全面建立國家基本職業培訓包制度，普遍應用職業培訓包開展各類職業培訓。

高技能人才缺乏50%

由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和摩根大通聯合開展的《技能缺口研究》顯示，當前勞動力市場最缺制造業和服務業一線員工，技能越高的勞動力缺口越大，其中高級技師和高級工程師需求人數比供給人數高出50%。

該項研究調查了2526個中國企業家樣本。“企業家來自20個省份，其中制造業企業大約占比74%。”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系副主任封進介紹。

2014年10月，中國制造重鎮佛山市宣布，對于該市符合條件的大型生產工業機器人的企業，給予一次性最高不超過500萬元的獎勵；采購本地工業機器人的傳統制造企業，每臺獎勵1萬元，最高不超過20萬元。

根據《佛山市扶持企業推進“機器換人”實施方案(2015-2017年)》，到2017年，全市3000家企業完成“機器換人”，促進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50%以上完成新一輪技術改造。

受到政策利好的刺激，兩年間包括美的集團、鷹牌集團等企業在內的“機器換人”迅速升級。截至2016年3月，全市超過120家規模以上企業應用機器人超4000臺。

隨之而來的，就是新出現的技工缺口。“佛山地區在機器人操作和調試工人這類工種上，缺口至少達到了5000人。”華南機器人培訓學院負責人汪臣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

這些缺口是否能通過新增的農民工完成？現實也不樂觀。

中國農民工人口數量在2015年已接近2.8億，超全國勞動齡人口的1/4，就業行業多集中于制造業和建筑業。但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只有33%的農民工接受過技能培訓，僅有5.9%的農民工擁有職業技術證書，經過培訓部門安排上崗的農民工比例僅為0.3%。

隨著制造業的升級調整，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自動化生產使用得越來越多，是否就能緩解高技能人才缺口？“當機器替代人力以后，還是有人要管理這些機器。”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剛表示。

并且，制造業升級調整不會一蹴而就。此前，工信部部長苗圩在解讀《中國制造2025》時指出，在全球制造業的四級梯隊中，中國處于第三梯隊，而且這種格局在短時間內難有根本性改變，要成為制造強國至少要再努力30年。

職業培訓落后

《技能缺口研究》保守估計，“十二五”期間結構性失業人口規模大概為1397萬人，預計“十三五”期間，大學生失業人口規模約364萬人，城鎮地區失業農民工將達到640萬人，45~60歲年齡人群將增長到560萬人。

而這些高風險失業人群的共同特點就是職業技能偏低。受此影響最大的預計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外向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目前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6億人，30歲以下青年農民約占60%，平均受教育年限9.8年，超過70%的青年農民工流入東部沿海地區，大約50%從事制造業。

一方面承認從農村新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存在“過早進入勞動力市場，導致其缺乏必要的職業技能”的客觀原因，《技能缺口研究》中也指出了另一個可能引發中國結構性失業的原因：始于21世紀初的大學擴招使得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大，但是高校專業設置、教育體系卻沒有跟上，使得教育和實際需求無法銜接。

咨詢機構麥可思對部分高校社會需求與培養質量調查中顯示，工學本科畢業生教學中最需要改進的地方為“實習和實踐環節不夠”，該比例達到了44%。而當中有87%的畢業生認為專業實習不夠，21%的畢業生認為課程設計不夠合理，16%的畢業生認為畢業設計不夠科學。

作為專門提供職業技術教育的高職教育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技能缺口研究》顯示，目前國家對高職教育投入的生均財政經費僅為本科院校的三分之一，同時，職業教育畢業生收入水平普遍不高。

“由于傳統的科舉制度影響，中國人覺得一定要上大學，看不起職業教育。我覺得未來應該把這個打通，一個接受職業教育的人想考大學也可以考，而不是一開始就分流。”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建議。

2012年教育部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中》要求高職高專類學校實踐教學不少于50%，但現實中實訓教學依然十分薄弱。“職業教育其實比在學校里只是讀讀圖書館的書難得多。很多技能都要通過機器操作培訓，投入需求巨大。”李強表示。

“其實目前企業對勞動者技能發揮了挺大的作用。農民工往往是跟著老鄉去企業，到一個地方，一邊學一邊干。并且企業一般都有入職培訓。”李強表示。不過一個難以忽視的實際是，由于將剛畢業的大學生培養到可以承擔項目所需的時間長，很多企業都逐漸趨向于買現成的成果。尤其隨著行業的跨界發展，企業通過“挖角”其他企業的高級人才，補齊企業的人才短板成為常態。

以“智造”聞名全球的德國采取的是企業和學校合作培訓高技能人才的模式。“德國任何一個畢業生，必須通過行業的考試，合格才能被工廠錄用，如果沒合格，行業協會就負責給他免費提供培訓，所以德國工人的技術水平最高。”李強表示。

人社部原副部長、中國人才研究會會長何憲認為，技能人才領域的法律法規缺失問題比較突出，制度建設頂層設計需要加強，技工院校仍面臨招生、資金、待遇等發展困境，職業制度改革難度較大，如何處理簡政放權與加強人才評價工作的關系仍然需要探索。

“最根本、最核心、最關鍵的就是兩點。一是要提高機能人才的待遇，二是改變人們的觀念，使技能人才得到應有的尊重。”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