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監會規范下的網絡互助 可成為社會健康保障制度的中堅力量
2016年11月3日,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保監會”)發文《保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就網絡互助平臺有關問題答記者問》,對正在蓬勃發展的網絡互助保障領域做出了警示和規范。監管方的發聲,讓網絡互助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
網絡互助的模式在中國萌芽已有幾年,在2016年才真正開始被民眾所熟知。根據相關統計,現在市面上已有近120家網絡互助平臺。除了從業者的激增外,這一領域也確實獲得了資本和消費者青睞,前15家網絡互助平臺目前已獲得共計2億多元投資,行業整體被保障用戶數量超過千萬。
網絡互助保障平臺實質上是一個會員互幫互助的公益社群,用戶繳納一定數額的預存互助金加入社群成為會員,經過規定天數的觀察期后,互助即可生效。當會員不幸患病時,全體會員幫助患病會員均攤互助金,互助范圍涵蓋各種常見及罕見癌癥。業內比較有代表性的輕松互助、水滴互助、夸克聯盟等平臺均采用該模式,會員通過“一人患病,眾人均攤”的模式,在自愿加入自由退出的原則下,互幫互助抵御風險,踐行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古老格言。
誠然,網絡互助作為一個新興領域,有很多需要規范改正的地方,這也是保監會相關監管意見的積極意義所在。監管意見為這個有些稚嫩的行業指明了正確的發展邊界,讓這個行業得以在規范的賽道上加速進化,讓有實力有能力的平臺從中脫穎而出。
那么成熟完善后的網絡互助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呢?筆者認為,其對于完善社會健康保障制度有著不可小覷的能量,可以成為其中的中堅力量。
分享經濟的新領域蘊含強大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網絡互助保障的興起,是分享經濟在保障領域的表現。利用社群分享,在有共同價值認同的群體中,在自愿的原則下,每人貢獻少量財富,來集中幫助群體中的成員抵御風險,符合分享經濟的商業邏輯。
事實上,當Uber、Airbnb等企業風靡全球后,互聯網分享經濟模式提升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解決眾多關鍵問題的能力已被廣泛認可。不少評論都認為,分享經濟接下來即將顛覆改造的領域,一定是會跟人類生活的基礎問題緊密相連的,比如衣食住行,比如保障等。網絡互助的興起,是對這一判斷的一次實踐呼應。
商業層面的成功,同樣也收獲了政策側面的支持,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兩次提及分享經濟并給予認可。
網絡互助順應分享經濟這一當下經濟發展的潮流,通過重新定義人與人的連接方式,社群組成的方式,資源分配使用的方式,一定可以為社會健康保障制度的完善做出獨有的貢獻,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質的提升和改變。
為傳統社群互助注入互聯網力量
社群互助這種模式在中國其實有著一定的傳統和群眾基礎。
比如起源自唐宋年間,在福建等地廣泛流行的“標會”。一般由數個關系緊密的社群家庭或個人組成,每家每戶出一筆錢,湊成一筆大資金,會中成員以利息方式有償使用資金。但標會不僅有互助功能,同時具有原始的金融屬性。
湊份子則更為常見和普遍。例如在鄉村婚喪嫁娶時,同村宗親或鄰居往往隨個份子錢,還會借出桌椅板凳,灶具餐具等生活物資,供主事家庭度過臨時性的物資匱乏難關。
1993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經原勞動部(現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批準,在民政部注冊登記創立的“中國職工保險互助會”,是國內目前成立最早、會員最多的互助保障組織。
而網絡互助保障通過互聯網技術,打破了地域局限和信息不對稱,讓傳統的只能局限在小范圍中進行的社群互助,可以在全國的區域內組織進行。同時通過對互助保障的標準化、規范化,將粗放的熟人幫忙,變成具有較強風險防御能力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一部分。
規范發展是發揮保障力量的重要前提
完善社會健康保障制度,是一個道阻且長的任務。網絡互助保障在其中,有著其獨特的意義和定位。而想要真正發揮出網絡互助保障蘊含的力量,規范發展是重要的前提。
因此與其說保監會的發聲限制了網絡互助的發展,不如說是給予網絡互助一次脫胎換骨自我淬煉的機會。
當下的網絡互助保障領域,存在著粗放生長的問題,由于沒有明確的監管規則條款,短時間內涌現出大量互助平臺,部分平臺確實存在過度承諾等風險隱患,不利于切實保障會員權益。做實事的網絡互助保障平臺,可以借此機會重檢自身在風險控制、資金安全、合法合規、用戶權益保障等方面的現有工作情況。這一領域可以成為社會健康保障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補充體系為民眾的保障事業發揮積極的作用。
企業作為社會的重要主體和組成部分,必須承擔其這份擔當。目前可以看到夸克聯盟、水滴互助、輕松互助等平臺已經在其中做出了表率,在自檢及優化等工作上取得了相應的進展。在未來,希望這些網絡互助保障平臺能進一步打造自身硬實力,發揮作用成為社會健康保障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切實服務廣大人民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