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毛澤東在《〈人〉發刊詞》中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人〉發刊詞》中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三大法寶”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產生出來的。

從“三大法寶”的單個方面看中華文化淵源

中國領導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就其特殊性內容來講，它是區別于前人的，是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就其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聯結而言，它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產生出來的。

統一戰線就其特殊性內容來講，基礎是工農聯盟，是中國無產階級同中國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就其普遍性原則來講，就是“得人”，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也就是中國古人講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澤東批判“左”傾關門主義把同盟軍推到門外，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是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他強調：“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這些與中國歷史上“得人”的觀念是相通的。

武裝斗爭就其特殊性內容來講，是中國領導下的軍隊建設和中國領導下的人民戰爭。武裝斗爭就其普遍性原則來講，就是強軍或者說強兵，就是要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中國古人講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這些都是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以取得勝利。在中國領導的武裝力量處于敵人武裝力量萬千重的包圍之中，為實現由弱到強的轉變，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毛澤東的辦法是實行游擊戰和持久戰。1939年，毛澤東又將中國革命三寶之一的武裝斗爭稱作游擊戰爭，并對即將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陜北公學的學員們說：你們不要看輕這“游擊戰爭”四個字，這是我們十八年艱苦奮斗中得來的法寶。這些與中國歷史上打勝仗的觀念是相通的。

黨的建設即使如此特殊，其治黨治軍治國與中國歷史上諸侯君主，各朝各代的治國理政，仍有著普遍性的聯系和相通之處。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與中國要把黨建設成為廣大群眾性的與人民血肉相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是相通的。又如：中國古人講“自強不息”“反求諸己”“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這與中國強調加強自身建設，強調獨立自主、自我批評，強調打鐵必須自身硬是相通的。再如：“政者正也”“心之官則思”“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與中國重視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也是相通的。

從“三大法寶”的整體上看中華文化淵源

從三大法寶統一的和相互聯系的角度追尋中華文化的淵源，這里有四點：

首先，看看“國”字。“國”，《說文解字》的解釋是：“國，從口從或。‘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從這個解釋可以看出“國”有四個條件：邊界、人民、土地、武裝力量。這四個條件中少了任何一條都不成其為“國”。這個“國”字已包含了“三大法寶”的一般內容，即：有人，得到了人；有軍隊守衛邊界、保衛國家；有成為人民和軍隊物質基礎的土地及其管理者。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治國安邦主要的不正是這三項內容嗎？

其次，看看孔子答政。《論語》很多內容是孔子回答學生和其他人問政的，也可以說是論治國理政之語。《論語·顏淵》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誰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足食”，要發展農業生產，讓人有飯吃。這也是“得人”這個統一戰線和“足兵”這個武裝斗爭的物質基礎。沒有飯吃，老百姓就要造反，就會出現民非其民、兵非其兵。“足兵”，要發展武裝部隊，能守土衛國。“民信”，就是老百姓相信你(諸侯、君主)。黨的建設的目的就是要達到人民相信黨。人民相信黨，才會跟黨走，黨才能發揮領導作用。人民不相信黨，與黨離心離德，黨就不能生存下去，就要滅亡。毛澤東將黨的建設看成三大法寶的核心，這與孔子將“民信”看成治國理政的根本，是完全相通的。可見，毛澤東的三大法寶與孔子“足食足兵民信”的思想相通是顯而易見的。

再次，看看孟子的“諸侯三寶”。《孟子·盡心下》中講：“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一書許多章節都能看出以“土地”為寶。《孟子·梁惠王上》提出“明君制民之產”。這個“產”最根本的是土地。所以，《孟子·滕文公上》中講民有恒產才有恒心，“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毛澤東對孟子以土地為寶的思想早就熟知于胸。早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曾寫道：“《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樹畜。”“王道之極亦只衣帛食粟不饑不寒而已。”

以“人民”為寶的民本思想更是貫穿于《孟子》全書。《孟子·梁惠王下》中講：“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上》有一段對后世影響極大的話：“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盡心下》提出了著名的“民貴君輕”之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毛澤東高度重視“人間正道”；強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次引用“民貴君輕”之說。他對孟子的民本思想更是熟記于心。

孟子所講的“政事”，就是治國理政的事情，就是要“尊賢使能，俊杰在位”，解決好土地與人民結合的問題。突出的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處理好“民事不可緩”的問題。通過制定土地政策，不使土地閑置，也不讓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里，盡可能地發揮土地使用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二是實現“使有菽粟如水火”的目標。盡可能地發揮民力、民心的作用，解決好人民的需求問題，使人民衣食有保障不為生存而擔憂。盡管黨的建設有著千差萬別的時代內容，但也是離不開土地和人民的。毛澤東在《〈人〉發刊詞》中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時指出：“黨開辟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

毛澤東的“三寶”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是在革命實踐中產生的，但從一般意義上說與孟子的“三寶”有相通之處，不能說沒有一點思想影響。統一戰線就是要“得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廣交朋友，使我們的人越來越多，我們的敵人越來越少，使革命力量形成“千千萬萬”之眾、“浩浩蕩蕩”之勢。這與孟子“三寶”中的“人民”這一寶是相通的。武裝斗爭的主要參加者是農民，依托的是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立足之處是根據地。這與孟子“三寶”中的“土地”這一寶是相通的。 “黨的建設”這一寶，與孟子以處理土地、人民問題為主要內容的“政事”這一寶更是相通的。

最后，談談老子的“三寶”。老子也有“三寶”，《道德經》中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子的慈、儉、不為天下先，與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與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解決問題的方法和主張是不一樣的，但仍有殊途同歸之處。老子的三寶對毛澤東的三寶，不像孔子足食、足兵、民信與孟子土地、人民、政事的影響那樣大、那樣直接，但影響也是有的。

從毛澤東武裝斗爭的角度認識“慈”：其一，對敵人是不能仁慈的，“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其二，對人民和人民軍隊之間是必須講仁慈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這也許就是老子講的“慈，故能勇”吧。其三，國與國之間，要像老子說的，“不以兵強天下”，要和平相處；強兵是為了防衛；靠窮兵黷武，稱霸世界，是不會長久的。

從毛澤東統一戰線的角度認識“不敢為天下先”：對同盟軍，能先讓一步，才能有統一；能獨立自主才能保持統一。黨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談如何處理與的關系時，講了三條，“第一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天下先’。就是說，我們不打第一槍。第二條，就是《左傳》上講的‘退避三舍’”。“第三條，是《禮記》上講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就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從毛澤東黨的建設的角度認識“儉”：這個“儉”，就是儉樸、儉省；就是艱苦樸素、艱苦奮斗。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為什么如此強調艱苦奮斗？因為成由儉敗由奢，因為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原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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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妙解“三大法寶”

1939年夏，根據抗日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決定將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工人學校、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等四校合并，成立華北聯合大學。7月7日，華北聯合大學舉行開學典禮，校長成仿吾請毛澤東給師生做報告。當時，中央決定將華北聯大遷到抗日根據地去辦。出發在即，毛澤東發表即席講話。在演講過程中，他用古典小說《封神榜》里的一個故事作比喻說，當年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黃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樣法寶，姜子牙用這三樣法寶打敗了所有的敵人。今天，你們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線跟日本侵略者作戰，我也贈你們三個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卓誠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