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什么是詩歌？《毛詩·大序》記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美學家朱光潛說：“詩是一種驚奇。”的確，詩歌以其豐富的情感、凝練的語言、美妙的韻律，書寫著中華文化的歷史脈絡，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刊今天特邀三位學者結合自身詩詞研究和創作的體悟，分別從詩歌的語言藝術與文化內涵、語言創新以及修辭手段等層面，講述詩歌國度的詩意傳承。

作者：陳才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的傳統源遠流長，遺產豐厚。無論創作、欣賞，還是批評、接受，詩歌一向都是中國文學長河的主流正脈。不學詩，無以言。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方式，詩性智慧滲透在中華文明的方方面面，是傳統文化的鮮明象征。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華民族是一個詩性民族。詩性語言，與中華民族的審美文化彼此呼應，構成中國詩歌體用不二的整體。

1.一切語言的內核都是詩

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而詩歌尤其如此。中國詩歌的許多概念，在西方缺少相應的語詞，如意境、滋味、興趣、風神、氣象，其根源即在于語言。所以朱自清在《詩的語言》中指出：“本質而言，詩歌不過是語言，一種純語言。”一切語言的內核都是詩，而漢語是一種最富有詩意的語言，因為最適合情興和意境的生發，若干漢字組在一起就能展現出朦朧、象征、暗示、含蓄等藝術魅力。

漢語缺少詞形變化，但有四聲的區別，詞和詞的連接往往不是形連而是意連，其間關系非常靈活。很多時候，邏輯連接詞需要讀者來填充，因而造成中國詩歌富于靈動的效果，富于包蘊性、聯想性、多義性，給讀者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間。

比如羅隱的《登夏州城樓》：“萬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晉英雄”，兩行詩、兩組意象，密集排列，缺少相關文化背景知識的西方讀者往往不知所云。可是，若給關鍵的“唐”“晉”二字，增補一些背景知識和聯想，意象和情思就會隨著兩句之間的互文關系，行云流水般滲透出來。

這里要引入一個詩家語的概念，即由于字數、格律和聲韻等限制，詩家所特有的句法結構和表達方式；不同于散文等其他文體，往往更趨精練含蓄，語句敘述則變化多端，經常有跳動性。

讀者在2021廣州新年詩會現場參觀。許建梅攝/光明圖片

比如運用互文，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出塞》），白居易“主人下馬客在船”（《琵琶行》）；運用緊縮，把兩句的意思壓縮到一個詩句里，其間的關系留給讀者體會，像王維“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觀獵》），杜甫“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旅夜書懷》）；還有活用，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泊船瓜洲》），孟浩然“風鳴兩岸葉”（《宿桐廬江》），王維“郡邑浮前浦”（《漢江臨眺》），李清照“應是綠肥紅瘦”（《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散文也經常使用詞類活用這一修辭手段，但遠不如詩詞用得普遍。

更普遍的是運用省略，比如，杜牧“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兩句之間省略表示假設關系的連詞；白居易“上窮碧落下黃泉”“釵分一股合一扇”（《長恨歌》），“下”“合”后承上省略動詞“窮”“分”；杜甫“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月夜》），“香霧”“清輝”后省略謂語。還有上下句之間語意須互相補足的，稱“交互省”或“會意省”，如孟浩然“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山中問答》），從答話可推知問話內容；杜甫“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登岳陽樓》），實際是說，昔聞洞庭湖上有岳陽樓，今登岳陽樓觀洞庭湖。

還有錯位和倒裝，比如杜甫“香稻啄馀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秋興八首》），“啄馀鸚鵡粒”應為“鸚鵡啄馀粒”的倒置；李商隱《隋宮》“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把本應在句前的“不緣”“應是”插入句中。而王維“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積寺》），正常順序應為：危石邊泉聲咽，青松上日色冷。經倒裝，泉聲、日色更為突出，顯得有聲有色。

又如王維“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山居秋暝》）一聯，實際語序應是“浣女歸竹喧，漁舟下蓮動”，因浣衣女子歸來，才會在竹林外傳來說笑之聲，因漁舟順流而下才會使河面上的蓮花搖曳紛披。但仔細琢磨，王維詩句本意又不僅如此，其意蘊比現實生活中的因果關系要復雜得多。可以理解王維是先聞其聲再分辨聲音的來歷和原因，先見其形再體悟蓮動的起因。因此，其中既有平仄的安排，也有內容的斟酌。

2.詩歌是文化的一端

從《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元曲，一直到現代白話新詩，中國的詩歌語言伴隨著時代發展不斷嬗變演化、發展創新，形成千姿百態的不同脈絡和流派。其間，語言之體與文化之用，內外交相影響，互為兩翼。

就詩歌的文化之用而言，作為文學之一體，詩歌本身就是文化之一端，不但要受到哲學、繪畫、音樂、風俗等相鄰文化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同時也是時代文化的一種反映和體現。詩學與書論、畫論、樂論等不僅有許多相通的地方，而且常常需要互相參照才能有新的開拓。

詩歌的發展，既受到文化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同時也如鏡子一樣，反映著不同時代文化的光輝。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詩歌。中國詩歌的發展，既源自內在語言形式的演化，也受制于不同時代政治生活、經濟基礎等硬背景的變化，而以文化心理為代表的軟實力，正是其間起到重要作用的橋梁。

中國詩歌與中國文化，其間的反映、影響關系，有如水灑在地上，浸濕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濕的程度則需要視土壤情況而定；又如發光體與反射體，在合適的時候，還會相互映襯。文化影響詩歌、詩歌反映文化的程度，有的較快，有的較慢；有的直接，有的間接；有的隱晦，有的顯露，有的含蓄；有的變形，有的變質；有時是單一的，有時是多元的；有的是支配，有的是滲透；有的斷章取義，痕跡俱在，有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有的文化內容可以直接入詩，有的則需要通過作家的中介、過濾。有的是影響，有的則只是暗合；有的是交叉，有的只是平行；有的具有事實聯系，有的只具有精神心智上的共通。因此其間未易輕斷因果，只宜擺明條件。

第六屆中國詩歌節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舉辦。新華社發

這里不妨以蘇軾詩歌與北宋文化的關系為例。北宋文化吸納此前數千年的歷史積淀，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僅各個文化領域、各類文化形式、各種雅俗文化百花齊放，更以獨樹一幟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蘇軾詩歌正是在北宋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長起來的。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蘇軾通過2700余首包贍豐富、變化萬狀的詩作，展現出一幅北宋文化絢麗多彩的清明上河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為突出的兩個方面——議論精神和淡雅精神，對蘇軾詩歌產生直接深刻的影響，而蘇詩的議論化和崇雅尚淡傾向，也反過來代表了北宋文化的這兩種精神。

在北宋文化議論精神的影響下，蘇軾詩歌反映出尚理的主動趨向，適時而深刻。蘇詩中的議論俯拾即是，或全詩純乎議論；或前面抒情敘事，詠物寫景，篇末發表議論；或議論與抒情敘事、詠物寫景交替穿插；或幾種寫作手法水融，不分彼此。方法的多種多樣和變化萬狀使蘇詩中的議論視野開闊，容量宏大，雄深博辯，氣象萬千。其議論的題材大到宇宙時空，小到鳥獸蟲魚，廣到社會人生，狹到碑刻古玩，雅到詩書畫藝，俗到接物處世，近到花草木石，遠到海外仙國，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其絕人處，在于議論英爽，筆鋒精銳，舉重若輕，讀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趙翼《甌北詩話》）蘇詩以后，議論成為有宋代詩歌新的審美風尚。

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感召下，蘇軾詩歌奏出崇雅趨淡的樂章，典型而突出。蘇詩將淡雅的追求脫離了純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審美層次，妥善處理了雅與俗、絢爛與平淡、人工美與自然美之間的關系，體現出樸素卻圓熟的辯證法精神。其詩歌語言，或避俗趨雅，或以俗為雅、化俗為雅。比如，《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助爾歌飯甕”，“飯甕”乃山東民間俗語和歌謠語。《發廣州》“三杯軟飽后，一枕黑甜馀”，蘇軾自注：“浙人謂飲酒為軟飽”，“俗謂睡為黑甜”。這些各地的俗詞俚語，被創造性地融入蘇軾詩中，顯出一種雅人深致。蘇詩還擅長用典故來題詠俚俗之物，化俗為雅。如《豆粥》“沙瓶煮豆軟如酥”不免俚俗，但運以劉秀、石祟二人與豆粥相關的典故，詩的典雅氣息油然而至。

以語言為體、文化為用的中國詩歌，盡管已有三千年的發展歷史，但至今尚未止步，其生命仍在不斷變化生長，繼續“昭燭三才，輝麗萬有”（鍾嶸《詩品序》）。

回顧中國詩歌的歷史，每一種體裁都有萌生、發育、成熟、衰老的歷史。中國詩歌史，就是各種詩歌體裁和樣式起承轉合的生命史。從《詩經》之詩，到歌詩之詩，到《詩品》之詩，到詩余之詞；由狹義的以齊言為主要句式的韻文，衍為廣義的詩詞曲等多種樣式，涵蓋樂府、五七言（還有四言、六言、九言和雜言）、古體和近體（包括律詩和絕句），以及新詩等，歷經以賦為詩，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復古為革新，變文言為白話等各種翻新，詩體不斷有新風尚，詩篇不斷有新物什，詩人不斷有新思想，詩論不斷有新境界。

只要有人類的存在，詩歌就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我深信，在中國這個詩國里，詩歌一定會復興。

《光明日報》（ 2021年01月31日0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